打完工回到家，接到猪从上海打来的电话，说公公基本上挺不过这两天了。

   由于放疗导致肺部出现纤维化，氧饱和度不足，只有正常人的一半；再加上食道水肿已经滴水也不能进的地步，于是身体渐渐衰弱……

    事到如今谁也不能责怪，也许公公的运气就是这样不好。然而，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里，让猪和所有人的倍感痛苦的是，公公的神志一直非常清醒，也就是说每一分钟他都在承受着窒息的痛苦，而且这种痛苦将一直延续到最后……

    也是痛苦让他知道自己还活着……

    ……

    已经很久没有写日志了，原因是家里事情不断，公公的身体原本有点好转的，突然间又恶化了。于是，猪又回了上海，于是，我又被一个人留了下来，于是，心情一直不是很好，除了打工就是埋头学习……

    昨天听说公公被送进了医院，因为肺部有炎症，放疗也只能停止了。其实我一直很反对他继续接受放疗，6月我们两个人一起回上海的时候，那是公公第一次做放疗，本身颈部的肿瘤已经影响了日常的进食，加上放疗食道严重水肿，所以呼吸困难，进水也相当困难，以至于最后不得不依靠点滴。当时医生就宣布说，病人不适宜继续做放疗，这对于老人来说就像是宣判了死刑一样。

   我们回去的那一个月，公公的情况反倒是渐渐好转，也许是儿子在身边照顾，也许吃了我们带回去的玄米汤，加上每天生姜水消肿驱毒，6月底的时候已经恢复到能够外出散散步的样子了，于是我们也就先后回到了日本。但是时隔不久，婆婆就提出来既然身体已经恢复了一点了，就抓紧时间继续做放疗，我当时就很反对，毕竟入夏之后上海的高温天气让普通人都失去了食欲，公公这样的身体一做放疗进食就成问题，炎热的夏天会变得异常难熬。遗憾的是，我毕竟只是媳妇，而不是女儿，猪又是一个不会说重话的人，于是我们的意见全然被否定，7月20号左后，在上海最热的天里，公公开始了接受第二次放疗，并且很快出现了急剧的恶化，猪于是不得不再次打道回府。

    生命不可能重复，我不能说早知道的话就该怎么样；生命也很脆弱，现在只有猪和婆婆两个人守在医院里，眼睁睁的看着病人无可避免的衰弱下去。

    我没有回去，一来这固然是一笔巨大的开销，加上猪这个月已经停薪；二来我回上海之后不知道能够做些什么，原本在家的时候，一家人的饮食我就管了，可如今在医院里，我什么也做不了；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我不愿意看到那样的场面，所有的人都刻意回避死亡的话题，所有的人又都在传递着死亡的悲哀情绪……

  我听猪说，他妈妈希望稍有恢复之后他爸爸能够继续接受放疗，我只想说，放弃吧！

 为什么不？也许今天我们放弃了唯一的治疗的希望（其实医生已经说了放疗的意义不大），但是我们能够换回一点点不那么痛苦的最后的日子。如果治疗的结果只是在病床上靠点滴拖延时间，那么1个月和2个月又有什么质的区别，生命里最后的岁月，留给别人最后的回忆为什么要这样痛苦？

   放弃吧，这是一个很艰难的选择，但是这样更好……

   今天赴了一个很糟糕的约会，跟一个30岁的女人。

   其实是我的大学同学，原本也不是一个寝室，关系一般般，后来她留在了北京工作，我几次出差北京留京工作的都会聚聚，这样关系才渐渐拉近。上个月，这位小姐在MSN上找我，说这个周末要飞日本，我本以为她是来出差的，结果人家就是为了来看某某的演唱会的（虽然报了名字，不过我比较落伍，没弄明白那是谁），15号到18号，就呆3天，专程来看演唱会的。本来说今天白天有空，让我陪着去原宿逛逛，等了一上午也没有来电话，下午2点多我琢磨着要再不出门就太晚了，于是给这位大小姐去了电话，人家说在原宿排队买什么玩意儿，据说她已经排了3个小时的队了，我晕。3点半我赶到原宿找到了她在排队的那家店，看上去像是卖明星的写真的，排队的都是年轻女孩子，像我这样的还不能进去，只能在店外面等。在店外徘徊了近两个小时之后，那位大小姐终于露了面，见面第一句，“我来不及了，晚上6点我还要看另一场演唱会呢……”我昏倒。

   陪着她急急忙忙冲到车站，买了票送她进站，于是今天的约会就结束了。天哪！

   想想同样是30岁的女人，我好像真的很落伍了，不光说现在明星不知道，流行的东西不明白，就那种激情也早就没有了，为了看演唱会出一趟国什么的好像难以想象。单身的时候，偶尔还跟同事们去衡山路的酒吧听听音乐，或者“活动一下筋骨”，现在结了婚，好像啥也不干了，除了看书，打工，做家务……

 

 

    大学是最美好的一段时光，年轻，可以有梦想。记得有一个傍晚，从图书馆回寝室，夕阳西下，梧桐侧立的小道上走着走着潸然泪下，没有什么理由，只是觉得自己很幸福，不是因为有爱情，仅仅是因为年轻……

    大学的必修课有一堂是“爱情”，几乎每一个人都希望在4年的生活里谈一段单纯的恋爱，不过我除了两地书信半年之后骤然分手的一段以外，就没有什么太多的故事了，现在回想起来，让人怀念的只有那个在自习教室里给我留了一个西瓜的男生……

    需要补充说明一下，在大学里没有怎么谈恋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不幸地考在了美女云集的一所院校，更不幸的我们隔壁的北二外也是美女云集，雪上加霜的是我们又在一个名声很差的系——新闻系，那时候人们常说“好男不娶新闻女”，意思就是读新闻系的女生除了长相不咋样，性格也比较恶劣。事实也是如此，我们班上的女生有男朋友的都是“自产自销型”，找的都是自个班上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妈的担心就显得很多余，当初考到外地的时候，我妈担心我被人“拐卖”了不回上海，我爸担心的是我到外面会欺负别人，我一直很鄙夷这两种看法，首先我是一个长相一般但是智商还还可以的女生，不会被拐卖倒是能买一个回来；此外我读新闻系学的是讲道理当然要人家心服口服，怎么无缘无故会欺负人家……跑题了，回过头来说西瓜：

   “西瓜太郎”的出现让我很意外，大家都了解了上面我所说的情形之后也会有同感，学校里有这么多赏心悦目未来的电视明星，“西瓜太郎”居然就找上了我？！消息从我们班上的男生那里传过来的，虽然本质上男生不是很喜欢传小道消息，但是新闻系的男生，你们得原谅他们，这是职业病，他们会跟女生一样在水房里洗漱的同时支起耳朵听边上的人聊天，从中获取一些信息然后换一个地方开始散布。有一天，我们班上的一个男生就过来跟我说，“你知道吗，昨天我在水房里面听见两个男的在说自己喜欢的女生，我觉得他们中间有一个说得是你……”

   “晕，有没有搞错？”

    “我觉得不会错，在学生会宣传部，又参加学校舞蹈团的，好像只有你一个？”我们班上的男生很热情，早已打听了那个男生的细节，“，小语种的，就在我们对面教室上课的那个班上的，你认识吗……”

    “谁跟谁呀这都是，不知道。”当时的我对“西瓜太郎”一点印象也没有，而且也没有兴趣，总觉得我们班上的男生比较神经质，总希望把我们推销出去，省得我们在班里折磨他们。

    也就过了两天，我们班上的男生带着一幅终于把滞销品卖了的兴奋模样来找我，“真的，真的，人家找上门来了，那个人昨天晚上来我们寝室抄了我们的课表，你等着，他肯定会出现的……”

    妈呀，什么人呀，啥事儿都还没有已经把我抹黑了，于是打那天起我决定上完课赶紧溜，也不知道躲谁，反正早溜早好。不过运气不好，人家就在我们对面的教室，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没两天就让人给堵在了教室门口。不过，看到人我算是想起来了，原来我代宣传部部长组织一次会议的时候见过，他大概是小语种那个系的什么生活委员，也就那次开会见过，所以我们班男生跟我说了名字我也还是一百样儿想不起来，这回把人和名字算是挂上了。

    “你好，还记得我吧？”人家上来直接提得倒不是约会，“我看你每天下午都到教室里来自习，你一般去哪个教室自习呀？”

    “304，或者305”这种问题我好像不能回答说，你想干什么吧。但是老实回答的恶果是，我每天都会在自习教室里看到这个“西瓜太郎”，而且还有我们屋那帮子看热闹的女生，从那天开始她们就坚持跟我一起自习，简直就是混乱，看个书不晓得在看什么……

    每天晚上9点自习教室就会关门，而撤退的时候，西瓜太郎就会跑过来说，“我送你……”我对他的印象不错在于至少他不是很烦人，自习的时候从来没有打搅过我，精神上造成的折磨也不能算在人家头上，而且也不像别的北京男孩一样喜欢夸夸其谈，只是结束自习的时候提出送我回寝室，不过分所以我也没有拒绝，并且我也觉得有必要说清楚一些事情。

   拒绝西瓜太郎我用的理由是毕业之后我要回去，不可能留在北京发展，而他的小语种是跟国际广播电台已经签好了8年的合约的，这是因为西瓜太郎家里情况比较特殊，父母身体都不好，还有一个妹妹，读大学靠自己可能负担不起，于是把自己卖给了国际广播电台，学费由国家负担，这样将来的工作也很有保障，这种选择很现实。我虽然很希望在大学里有一段单纯美好的恋爱，但是对于明知要分开还继续“享受爱情”的观点不是很赞同，每次看到毕业生在寝室楼下分手，我就很鄙夷他们所谓美好和单纯的爱情，如果真的爱了为什么不努力争取在一起，到头来还不是感情最不重要，前途更重要？当然拒绝西瓜太郎的另一原因更重要，因为西瓜太郎不是我喜欢的那种类型，但是我能这么残忍地直接说，更何况人家也没有表示什么。所以我就向他暗示了我们毕业之后一定会各奔东西，而我不接受所谓的短暂的校园恋爱。

    不知道那个时候西瓜太郎怎么想，反正他好像啥也没有听见，啥也没有发生，继续跟着我一起去自习，然后每天晚上到点送我回寝室，唯一的变化是，他开始送东西了，不是花也不是什么别的，而是那个季节校门卖的各种各样的水果，今天是苹果，明天就是桃子，后天又换了梨……我们屋里的女生每天晚上等着我回来，就为了分享水果大餐，真是很要命的……

   终于有一天我实在忍受不了了，“拜托你以后千万不要再送了，要是哪一天你还带着东西来，我就不见你了，OK？”可能我的语气有点重，我记得西瓜太郎脸都红了。

   第二天，西瓜太郎没有出现在我在的自习教室，我以为我的话说得太重了，中午吃过饭在寝室里休息了一会儿回到自习教室，就看见我的座位上有一只很大的西瓜，下面压着一张条子，“不好意思，我家里出了点事情，我得回家一趟，这是最后一次了，你一定要收下这个西瓜……”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那一刹那我真得被他感动，不过只是很短暂的一会儿，因为我马上发现自习教室里的其他人正在望着我和那个西瓜，估计前面进来的人大概都看过了这个留言，也不会看不见那个很大很大的西瓜。我立即带着那个西瓜和我的书从自习教室里消失。

    后来我听说西瓜太郎的妈妈身体不是很好，所以他消失了一阵子，我也清静了一阵子，快放暑假的时候西瓜太郎才又出现在校园里，听他说家里没事儿了，我也替他高兴，但是我们始终还只可能是朋友。直到放假回家那天，西瓜太郎坚持说要送我去火车站，而我们屋里的女生全体背叛，原本说送的一个也不送了，于是我只好接受他的建议，主要是每次回去我都带好多书，特别沉，一个人走不了。到了车站，我跟上海的另一个男生碰了头，因为是一起买得票回去一路上有个照应，把乱七八糟的行李堆上车以后，我就让西瓜太郎早点回去，不过他怎么也不听劝，老站在我们那节车厢下面，那个上海男生看着说，“你下去吧，他一个人站着多可怜呀……”

   “下去我不知道说什么呀，我都让他早点回去了，再说了，弄不好人家误会什么的”我也很郁闷，不过实在是看不下去了，最后还是下了车，我还得再劝一次。“太晒了，别站在这里了，早点回去吧……”

    没想到人家一句话也没有说一把把我抱住了，我当时特别尴尬，不知道应该是什么反应，不过我还没有反应过来，人家就先说了一句“拜拜”，然后就消失了。回到车上，那个上海男生的表情真是无法形容了，我也不知道想什么，不过就觉得他应该是想明白了，所以才会说那一声再见的。

    果然，暑假之后，我们再见的时候他恢复了普通朋友的样子，只是偶尔会找我一起去自习，很淡的友谊，直到毕业。现在回想起来，那个送西瓜的男生留给我得还是很美好的回忆……

   

    我已经很久没有写过日记了，因为那一回的日记风波，彻底摧毁了两个人之间极为脆弱那么一点点信任，此后我很少记录自己的心情，过去的感情也任意让它渐渐褪色。这回在少佐的怂恿之下，我开始随便写点，可是回头看看这两天写的东西，小心谨慎，斟字酌句，一点感觉也没有……

   至于回忆，很多事情要回过头来看才明白命运在某一个时刻安排了某一个人的出现总有它的道理，我经过的感情让我成为现在的我。虽然想记录这些，但是太多的朋友在其中，他们在我犯傻的时候，小心的呵护我爱情的泡沫，而在我梦醒的时候又及时伸出援手，虽然回忆过去，整理过去的感情一直是我想做的，但是这样写下来，对于某些朋友可能会频添一些无谓的烦恼，这是我所不愿意的，但是，开始写了，我又很想写下去，所以，少佐，你欠我一本很私人的日记本，你得想个办法……

    少佐说，你开始写回忆录了呀！其实，我不敢，因为不是所有的回忆都是美好的，也不是所有的回忆都能够写下来的，又或者至少现在不可以，日记的风波已经让我有“十年怕井绳”的恐惧，所以不能冒冒然地胡说八道了，不过可以先回忆些轻松和美好的，呵呵。

    今天就回忆我最轻松的一段恋爱，短暂而且单纯，也许还不能算是一段爱。那是1999年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在正式进自己原属的科室工作之前，我们那一批大学生都被要求到基层工作一年，我被分在区刑队反扒组，就是天天逛大街抓小偷的那种，对于我们这种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来说，这绝对是生理和心理的双重折磨。每天上班在大太阳底下来回晃悠，皮肤晒得简直就是一塌糊涂了，还有就是鞋子也成了消耗品；心理上来说，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一个月那时候才一千来块，因为工作离家远，虽然住在单位的宿舍里（其实是空出来的一间办公室），但是日常开销还是不少的，每个月的盈余可想而知，每天看着商厦里面琳琅满目的商品，还有那些天天好像都有“闲”并且有钱的“美女”们在那里血拼，心情可想而知。然后，作为短暂的出现的上级派遣下来的“实习生”，我在队里也比较尴尬，大家有工作带上你，有消遣的时候不方便带着你，于是常常一个人挺郁闷地被扔在我们管辖的“灾区”之一——电影院里，看着没头没尾的电影，说起来人家这还是照顾“小姑娘”了呢，当时我所在的刑队，除了另一个像男孩一样的女孩子之外，就我一个“小姑娘”了。

    就在这种比较郁闷的情况下，我今天回忆的那一段中的另一个出现了，其实他就是刑队的，而且还是我们那个组的，没有什么戏剧性，就像是办公室恋爱一样。他比我大四五岁，不过工作已经很长时间了，学历不高，那个时候是中专，不过个子不矮，1米8左右，跟大多数刑队的男的看上去一样比较魁梧，还有一点就是比较帅，呵呵，这不算“情人眼里出西施”的评价，时至今日，我还是这么觉得，包括周围的人，还有我现在的猪也这么看。至于为什么开始，也许我那个时候就是希望能找个人倾诉倾诉，一个人住在外面还是新的生活，总有很多希望能够跟别人沟通的，当时我最好的朋友已经为了爱情飞到了日本，而我大学的同学大多数留在了北京，于是顺理成章的就开始了工作中的“友谊”。

   这段感情在我们两个人之间一开始就是有差距的，我刚刚毕业，什么都没有计划过，结婚之类的对于我来说非常遥远；而另一方面他工作了很多年，希望能够稳定下来，结婚是必然的终点。另一个矛盾在于学历，我虽然已经开始了工作，不过始终有一种校园情结，如果能够在学校里听个讲座，看会儿书度过一个下午，对我而言是一种享受，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有继续进修的计划。而他不是读书的料，这一点我其实并不在意，人嘛并不都是喜欢读书的，学历只是说你在这一方面比较擅长而已，如果有兴趣做刑侦，干好自己这一行，喜欢自己这一行不也挺好的。不过，恋爱这个东西必须两个人达成共识，我看得开他却未必，虽然口头上说不在意，不过他的那些哥们还是撺掇他报名去读大专，完了还劝我不要继续读硕士了，可笑的是，到我们分开的时候，我还没有考硕士，他也还没有大专毕业。

   于是我们的恋情就变得非常浅，我们只是会一起逛逛街，吃个饭，相处得就像是两个多年的好朋友，能够谈的话题都是关于双方的过去，小时候怎么怎么样等等，有人说等这些都说完了，两个人要么结婚，要么就会分手，而我们实际上连这些也没有怎么说，因为我被提前调回了科里，当是科里人手紧缺，我跟另一个大学生都提前结束了基层的锻炼，而一回到科里，负责的第一个case就是反扒组的案子，而且是去贵州出差一个星期。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分开了一个星期，回来之后发现他已然想从好朋友跨越到“另一半”了，倒是没有求婚，不过想走岳母路线，周末我回父母家休息时，他来电话说他已经坐车往我们家来了，面对这种突袭，我倒是格外冷静，也许在潜意识里我已经决定把我们的关系定位在友谊而不再向上发展了，于是我找了个借口溜出家，在楼下硬生生地把对方截了下来，最后还是劝他回了家，那时候很晚了，回市区的车也没有了，还是找个他的一个朋友来接他回去的，现在想想他那天一定觉得自己很狼狈。

    此后的两三个月里，我几乎成了“工作机器”，科里的人事调整让所有的人大跌眼镜，也把我放在了极为尴尬的位置，没有实际权力却又要管十五六个人，下面都还是那些“阶级斗争经验丰富”的老同志，于是每天我都在拼命工作，为了那些被人找借口扔在一边而又需要及时处理的工作，通宵加班是家常便饭，24小时我几乎从来不出大楼，除了到对面的罗森24小时便利店买咖啡，还有就是每天在大楼门口见他一次，每天晚上的9点左右他都会来送吃的，巧克力，点心，肯德基等等。，我想他那个时候多多少少能够感觉的我们之间已经到了极限，对他我只是比友谊更多一点的依赖，至于“女友”我从来没有当好过，可是他从来没有抱怨过，一次也没有。现在回想起来，我倒是后悔没有对他更好一点。因为不久之后我就跟他说，别再送吃得来了……

    时隔半年，在他“疗伤”之后，我们渐渐恢复了来往，当然见面不会很多，不过关系一直还不错。戏剧性的事情发生在大约一年之后，某一天科里在开会，途中科长的呼机乱叫（那时候还流行呼机），看了信息，科长说是观众来的消息，找我的让我回电，我晕了，什么观众指名要找我呀？一头雾水中我给回了电话，对方是个女孩子，“你认识***吗？”我晕，“我认识，你有什么事？”“我是他的女朋友，我听说你是他以前的女朋友，能跟你谈谈吗？”我彻底昏过去，还能有这种事情！我只好说我还在开会，一会儿再给你打，随后会办公室继续开会，科长说，观众有什么事？我更晕，观众来找前女友了，我怎么能这么回答呢？“没事，没事”，我忘了当时是怎么糊弄过去的，反正一头大汗是肯定的。

   会议一结束，我就给惹祸的刑队的那位打了电话过去，恶作剧似的我也用同样的方式提了问，“喂，认识***吗？”刑队的那位一下子就愣了，迟疑半天很不好意思地说，“你怎么知道？”

   “人家打电话找我算账来了呀！”

   “不会吧，她找你了？”

    看整得差不多了，我也就不开玩笑了，问了问两个人大致的情况，因为我只少得对人家的来电心里有个数，不然应对不当可对不起刑队的这位了，另外也警告了一下刑队的，别没事跟女友说前女友的事儿，太不明智了，而且还告诉人家我是干什么的，万一有个什么忌妒心强的守在我们单位门口给我浇点什么，我可不就全毁了。当然好人做到底，下了班，我还是留在单位里给那位新女友回了电话，煲了一回电话粥，宽慰了对方半天。不过说实话，要是对两个人的关系没有信心的话，别人怎么劝都不会有结果的，后来他们的这段感情维持了也不是很长，一年多吧。

    今年过年回上海的时候，跟猪的一帮中学同学约了在外面吃饭，居然很巧的又碰上了刑队的这位，有点中年发福的迹象，不过还是很帅，呵呵。

    猪出差已经好几天了，早上闹钟响的时候，我还躺在床上，因为没有了做早餐的理由，我任凭“起床号”在那里咆哮，一个人胡思乱想了一会儿。

    2005年的元旦的那会儿，我跟黄浦的刑警去南京出差，为当时一个全国性的流窜性入室抢劫案件取证。那件案子破得很精彩，在我工作的那几年经历的各种案件中它留给我的印象是最深的。犯罪嫌疑人很狡猾，通常在一个地方只作案一两起，随后换另一个城市，以租房看房为名入室随后实施抢劫，等被捆绑的被害人挣脱绳索时，对方早已经不知去向。因为是流窜作案，警方当时掌握的线索非常有限，刻画了嫌疑的人图像，但是两张很普通的脸没有获得更多的信息反馈，现场的指纹对比了指纹库也没有任何线索，说明对方没有前科，又或者说他们从来没有失手过。

   类似这样的案件，CSI会怎么破？大多数流窜案件都要靠技术手段，比如跟踪手机信息什么的，不过现在的坏人也不是傻子，做一次案用换一个新手机，这案子搁给我，我就没啥方向。有些人天生就适合做刑警，黄浦刑队的队长就是，他们下面的人都背后说他小气，他是小气，算帐算得可清楚了，几乎到斤斤计较的地步，不过，话说回来越是斤斤计较，在破案的方面也就显示了他极为细致的一面。那个时候，他们把现场遗留指纹一致的系列案件放在一起，将所有被害人的叙述仔仔细细的翻阅了一遍，结果发现，两个嫌疑人说话有一定的口音，使用一定的地方方言，他们请教了语言学家，把可能的使用类似语音语调的地方在全国地图上圈了出来；另外在一次作案过程中，两个嫌疑人偶尔提起不久前老家下过雪，刑队的人又找气象专家，分析那一时期有降雪可能的地区。就是这种很细小的线索，最后把嫌疑人的范围越缩越小，直至抓捕归案。

    我对这种能显出点头脑的案件比较有兴趣，所以黄浦刑队去南京取证的时候，我就一块跟着去了。日子挑得不是很好，刚好过元旦，又是我生日的时候，没法跟上海的朋友们一起出去闹，就跟两个刑警还有我带去的摄像在南京一块儿吃了晚饭，算是庆祝。因为在黄浦刑队混了有很长时间了，大家的感情都不错，跟哥们儿似的，吃晚饭的时候，大家瞎扯说我年纪大了，赶紧得嫁不然嫁不出去了，想起来挺可笑的，那时候的我还觉得下半辈子要都这么自由自在的，单身也挺好的。

  出差回来在办公室里收拾，突然想起前些日子少佐介绍的一个只比我大一天，从来没有见过的朋友，想想他一人过生日也许也很孤单，我虽然是出差工作，至少还有两三个朋友一起吃饭，于是顺手打开电脑给那个素未谋面的人发了一个“生日快乐”，而一年后的同一天，我们结婚了，而且一起过了生日。

   有点不可思议，呵呵。

 

    想说却不知道说什么好，任何语言在那一刻都显得如此苍白和无力……

    昨晚，婆婆打电话来说，公公的情况很不好，目前连水也已经无法下咽了，只能靠医院里配的营养剂维持着。说到一半的时候，猪已经开始哭了，那个时候的我真的没有什么能够安慰的。相隔千里，不能陪在父亲身边是一种痛苦，而即使在身边也只能是旁观，无能为力更是一种痛苦。死亡渐渐走近，我不知道此时此刻公公心里有着怎样的感受，备受病痛折磨得他对于死亡是恐惧，还是无奈？而对于我们周围的人来说，那种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一天天衰弱下去的无力感也许更让我们欲哭无泪……

    咳……

 

    昨天，公公的全身检查报告出来了，我们拿到了一张“缓刑+死亡”的判决书。

    今年年初，公公就因为咽喉部分肿痛，去医院检查发现了癌，处于食管的部位。尽管如此，因为发现及时能够做手术治疗，我们多多少少有些宽慰。经历了切除食管的手术，以及大家意料之外的动脉大出血之后，公公算是很幸运的“捡”回了一条命。因为情况稳定，我跟丈夫也回到了日本继续我们在这里的生活，当然每天晚上还要上网跟他父母了解了解情况。

   手术之后，公公的身体其实一直没有恢复过来，可能当时已经有转移的现象，但是医生们都没有发现，而且解释说这是食管切除造成的不适。于是我们只是一味的等待，等待着这种“不适”过去，但是公公的身体一天天的消瘦下去，人的精神也越来越不好，而“不适”也终于显示出了它的面目，毫无准备的我们手足无措。

   面对死亡，谁都会恐惧。所谓的勇敢并不是一点也不害怕，如果心里根本不怕又哪里需要什么勇气，勇敢是即使害怕也不逃避……。昨晚的电话里，公公说，我不怕，接下来治疗即使痛苦也不算什么，对症下药吃点苦能好就行。听这话，我反而担心，也许公公只是想安慰我们才说的这番话，但是我更希望他自己能够认识到死亡对于他来说，比别人更近一些，置之死地而后生，也许这才能让他之后的生活变得更有质量一些。

   面对死别，谁都会悲哀。婆婆昨天去拿检查报告的心情可以想象。我辗转找个朋友介绍了肿瘤医院的医生，婆婆拿到报告之后就去找医生了解情况，但是换回来的只是说今天就需要开始做放疗的回答。我不太明白为什么医生就只是这么简单的交待了一下，打电话问了朋友才知道，原来婆婆当时情绪很失控，一直在哭，医生什么也不敢说，只能交代一下治疗方案。这种情况我明白，但是如果连身边的亲人也总是陷在“被判死刑”的那种悲哀里，病人又怎么可能有好的心情？丈夫也是一样，跟自己的父亲在电话里说的那些虽然是些鼓励的话，但是那语无伦次，不自然的语调传递的都是让人丧失信心的情绪。也许我所表现出来的冷静，让旁人看来，多多少少有些“冷血”，但是如果大家都陷在悲哀的情绪里面，只能让我们更早的失去亲人。

    除了这些以外，很现实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需要回去呆一段时间，又或者说需要呆多久。丈夫已经在日本生活了8年多，大学毕业也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即使决定回去了相信应该也能够有所发展，而我，原来在上海就有不错的工作，为了两个人的家庭才辞职到的日本，经过了一年多语言的学习，刚刚算是适应这里的生活，计划上今年10月进大学院继续我的“学习生涯”，眼前的这种情况，如果让我毅然放弃，说实在的我心里是犹豫的，年纪渐渐大了，好不容易挨过了最难的两年，一切渐渐开始顺利的时候要放弃，我确实很难过，我不想欺骗别人，也不想欺骗自己，但是我究竟该如何选择，很难……

    2006年1月送加奈回上海之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她的父母似乎刻意地避免我们再见，只是辗转能够从公公婆婆那里听说一些她的近况。

    加奈在精神病医院呆的时间不是很长，大约也就两个多星期，那年春节她父母就把她接了出来，此后到5月中旬左右，加奈上过MSN找我们家先生聊过几句，看上去思路也算清晰，没有什么大问题，对于我们送她回上海的事情她也基本上都记得。打那之后，基本上我们就失去了联络。

    不过这段时间里我们也听说了一些其他的事情。加奈大闹机场，我们可能无法返回的消息传回上海的时候，加奈的父亲也没有按照我们的建议去咨询有关来日本探望加奈的手续，而是继续作他的生意。加奈同住上海的小姑娘很早就发现加奈有异常的举动，并且打电话通知加奈父母，没想到反被加奈父母痛骂了一顿，甚至加奈母亲后来把加奈的发病全部归咎于那个女孩。凡此种种，我们很难想象对于加奈来说回到父母的怀抱中，究竟是幸还是不幸。

    一直到今年快过年的时候，因为家里有事，我们一起回了一次上海，听婆婆说加奈一家要去四川过年，早早请我公公婆婆吃了顿饭就离开了上海。席间，她爸一直夸她恢复得很好，说现在已经应聘了工作，过了年要去上班。但婆婆说吃饭的过程中，加奈还是有些不太自然的举动，总显得不是很自信，很害怕周围的人的样子。

    过了不久，加奈的爸爸就给我婆婆打电话，说是加奈情况还不是很好等等，婆婆劝他还是找医生正规治疗比较好，但是怎么说要面子的这位爸爸还是拒绝了。

    性格决定命运，从一开始加奈被送到日本读书，也许就注定了她无法跨越留学过程中那种种的障碍……

 

  

“小张，她打了我，竟然打了我！”一进门，躲在一边的加奈母亲拉着我开始“控诉”。

“算了，算了，没事的，她不是故意的，她现在不认人的，现在的她不是他自己，你别放在心上。”我安慰加奈的母亲，不过丈夫可能对加奈母亲躲在一边的做法很不满意：“打就打了，我们都不知道给她打过多少下了。”

我立即把丈夫推远点，虽然也不满意加奈父母的做法，但对长辈话说得太重也不太好。这时，加奈父亲停好车也跑进来劝加奈：

“加奈，怎么啦，听爸爸的话，你不是一直很听爸爸的话吗？”

“走开，滚！”加奈根本不理睬父亲，“去！去给我叫奶奶来！你们都给我滚！”

一片混乱中，只有杨老师还紧紧地抱着加奈，“深呼吸，加奈，深呼吸，别紧张，别紧张，我们让他们去找奶奶……”

我跟丈夫立即提醒加奈父母马上送医院，就说去看奶奶，不能耽搁了，事实放在面前，加奈父母也不能不接受，车子准备好之后，杨老师和加奈父亲把加奈骗上了车，随后我们两辆车赶往医院。

“你不知道，她的眼神多吓人，我吓死了，听你们说过还是像想不到，这么恐怖的。”我们乘坐的这辆车没有什么外人，婆婆就向我们刚才在饭店里发生的一切，“一点预兆也没有的，一下子跳起来，蹦到桌子上大喊大叫，饭店里的人都朝我们这边看，把她妈吓死了！”

加奈每次发作都是没有预兆的，我们早就领教过了，下飞机到发作之前的平静不过是暴风雨前的平静。

晚上9点多，我们把加奈送进了医院，加奈松开了一直紧紧抓着的杨老师的手，杨老师冲出住院大楼，在门口大哭：

“我到上海来面试的时候，她还是好好的，现在弄成这个样子……”

我也想哭，我们都憋得太久了，到了这一刻，虽然千斤重担卸了下来，但是想想留下加奈一个人将面对的是怎样的人生……

 

那天晚上，我们跟医生交接完了大约11点多离开了医院，离开了加奈。短暂休整了一天之后，我们飞回日本继续往日的生活，不过内心始终没有放下整件事情。在帮加奈退学费，整理其他物品的这段时间里，我也渐渐知道了更多关于加奈在日生活的其他一些情况，造成加奈今天的悲剧背后有更多复杂的东西，这些话要放在以后再说了。

生活比小说更精彩，经历的这一段我不能用精彩来形容，但留在心里的那种感受，时过一年依旧是如此的复杂……

（八）

从医院出发前，丈夫按照医生的嘱咐给加奈再吃了1毫升的镇静剂，还有控制副作用的药片，我们希望加奈情绪平静，但也有不能总是抽搐，这会让人觉得她病得很严重。在药力还没有发作的时候，我们就乘上了从新宿开往机场的出租车。一路上，加奈没有闹，昏昏沉沉地睡睡醒醒。

下午2点，我们再次到达成田空港……

 星期五下午的机场，人明显比前一晚多，杨老师和我陪着加奈还是找了一个相对安静一点的地方休息，丈夫则去航空公司问票。

下了出租车之后，加奈就一点睡意也没有了，在候机楼的凳子上坐了没几分钟就站起身来要到处走走，我们只好顺着她的意思。在办理登机牌的通道中间，有一些小型的售货亭，卖的都是耳环、项链之类的饰品，价钱不贵，东西一般，但对于这阵子来一直沉溺于疯狂购物的加奈，任何首饰只要看上去还不错就能够引发她的购物欲望，她准备在这一排售货亭里“淘宝”，不过这一切被丈夫打断了，原来航空公司的人需要确认一下病人的情况。

“他们校长可能没有跟航空公司的人说清楚，也有可能故意说得比较含糊，人家不是很清楚加奈现在的状态，说要见见病人本人。”

丈夫带来的这个消息是我们事先没有准备的，也就是说出关之前，又多了一道坎。这道坎绕是绕不过去的，我们只好硬着头皮上。有了昨天大闹空港的“不良记录”，我们担心很多航空公司的人可能都认得加奈，要有人问起来，我们还真不好回答。

带着加奈来到Check-in通道前，航空公司的小姐并没有问什么，只是关照我们等着，一会儿公司负责安全的部门会有人来的，不知道是因为中午的药力有些过了，还是因为打断了加奈购物的活动，加奈又显现出了一些不耐烦，杨老师只好扯些话题分散加奈的注意力。好在5分钟后，两名身穿航空公司制服的中国男子来到了我们面前：

“听说病人的心脏不太好，哪一位？”

晕倒，哪里听说的是心脏不好，这样的问话我们一个人也没接上来，谁也不敢直接回答说：不是心脏不好，是精神不太正常，毕竟加奈在场。

“是我，我的心脏不太好！”加奈出人意料的回答更让我们三个人瞠目结舌，这样的回答跟医生的诊断书相差十万八千里，更解释不清楚了。

果然，站在一边没有提问的另一个男子仔细翻阅了医生的诊断书，并很快发现了这其中的问题：

“这上面不是说精神不太好吗？到底是心脏不好，还是精神不好呀？”

相信所有的人都希望自己这时候能够急中生智，圆了这个说法，只可惜我当时的脑子已经是一片空白，估计丈夫和杨老师的脑袋在经历了这么几天的折磨之后也罢工了。

“对呀，因为精神不太好，所以心脏有点弱呀！”加奈的脑子倒是转得很快的，虽然从逻辑上来说这两件事情没有什么必然联系，不过让我们所有人更晕倒的是，这样混乱的解释居然得到了对方的首肯：

“噢，你是成年人，你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的，你是对你自己有信心还是对你的身体有信心？”听听这问的！航空公司的人像是受到了加奈的感染，也胡言乱语起来。

“都有信心的。”

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全然放弃了努力，一切都任凭加奈作答了，至少目前来看他们这样混乱的对话还不会出什么问题。

“那么你想好了，今天就飞回上海？”

“这个……，我刚才给我爸爸打过电话了，爸爸说我奶奶身体还可以，我想要不我再考虑一下……”我们放任加奈的恶果终于出现了，她居然又开始犹豫了！

“你还要考虑考虑？我们马上就要关闸了！”

航空公司的男人像是抓住了什么把柄准备追问加奈，这可把我们吓坏了，丈夫立即把那个问话的男子拉到一边：

“算我求求你们了，别再问了，她就是精神不太好，医生的鉴定书也说明了，她比较过敏，你们这样一直追问她，她吃不消的。”

另一方面，杨老师也马上采取了行动：

“对，我们再考虑一下，我们去那边看过耳环以后再决定，好不好？”说着就拖着加奈离开了那两个黑衣“判官”。加奈离开之后，丈夫在航空公司工作人员的要求下，写下了保证书，用保证书换来了我们4个人的机票。

这个时候的加奈在售货亭这边流连忘返，根本不记得还要考虑什么，经过大约半个小时的挑选，她的耳朵上多了一付粉红色的心形耳环，手腕上多了一个银色的手镯式腕表，脖子上多了一根玉色的项链，总而言之是重新武装了一番。

折腾了一圈，时间也不早了，我们打算带加奈过安检和边检，不过由于刚才受到航空公司人的一些刺激，加奈的情绪有些波动，开始要进入亢奋状态，安检和边检是需要逐一过关的，一点纰漏也不能出，考虑再三，丈夫决定进关之前再给加奈喂一次药，药量可以小一点，但一定要吃。于是，趁着杨老师陪加奈购物的空当，我跟丈夫偷偷把药混在水里，随后端给了加奈。加奈对于吃药不是很抗拒，也许在潜意识里她也知道自己是病了，所以打前一晚看过医生之后，我们说给她吃药，她总是很乖很配合的。

 

加奈吃过药之后，我们又休息了5分钟，看看她的情绪还算平稳，我们4个人开始过关。

安全检查时，因为我们4个都没带什么带多的东西，检查也很顺利，无风无险我们就到了最后一关：边检。

跟国内出境的时候一样，每个乘客必须向警察提交自己的护照，一般情况下，警察是不会问什么的，不过加奈的情况比较特殊，因为她持的是就学签证，如果没有学校的有关手续，她回上海就意味着放弃签证，这种情形警察一定会确认一下的，问到加奈头上，加奈不知道会怎么回答。

我们4个人在通道口排着队，杨老师还是陪着加奈，我跟丈夫跟在后面，过关的人不少，这条通道上的警察效率看上去也不是很高。就在这个时候队伍的后面传来了婴儿“哇哇”的哭声，一对欧美人夫妇推着一辆婴儿车排到了这条通道的最后。一瞬间，孩子的哭闹声充斥了原本非常安静的整个边检口，而且还哭起来没完没了了，而那对父母似乎根本不在意，也没有想要制止孩子的“喧哗”的意思。这一阵比一阵高的“哇哇”声，让陷入高度紧张状态的我们不堪忍受，丈夫频频回头，可不管怎么示意，人家就是没有这个意思要安抚孩子的“坏心情”。丈夫的脸色很差，我知道他在担心加奈，安静的环境有利于保持加奈的情绪，这样烦躁的声音我们都有些吃不消，更何况加奈这样一个病人。求人不如求己，孩子父母不帮忙，丈夫只好自己出手，不对，应该说是出脸！他对着那婴儿车里的小宝宝做出了各种各样的鬼脸。丈夫曾经自夸说他老少皆宜，尤其受到小孩子的欢迎，我为了这话还批评过丈夫，脸皮厚也得有限度，评价自己“老少皆宜”也太过了点。不过关键时刻，我不得不承认，丈夫自夸的至少有一半是事实，他很受孩子的欢迎，我甚至怀疑那个手推车里的吵闹不休的小孩子的性别是不是F。管不了那么多了，反正人家给丈夫面子，不哭不闹就好了。

边检口恢复了安静，杨老师和加奈也轮到过关了。看不出来，外表看来很文弱的杨老师格外镇定，她半推半扶把加奈一起带到了警察面前，递上了两个人的护照：

 “她是我的学生，她病了，所以我陪她一起回国”，简单说明加奈需要有人陪同过关之后，杨老师又递上了事先在学校准备好的情况说明文件。

“没有办理再入国手续的话，她回国之后就等于是放弃了就学签证！”警察如先前预料的一样询问加奈确认情况。听到这话，我跟丈夫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杨老师胆子真大，居然没有给加奈办再入国手续，不过有了这个手续，加奈是随时随地能够溜回日本的，家里人要是看不住她，到时候我们谁也找不到她了！”丈夫的推测多半是对的，我也能够理解杨老师的做法，但现在加奈会怎么回答？

所幸的是，这个时候的加奈不知道想些什么，一个人低着脑袋，拨弄着围巾上的流苏，对对方的提问置若罔闻，机不可失，杨老师马上代替加奈回答：

 “明白的，我们放弃了！”

  “笃”！“笃”！我们听到了期待已久的盖戳声！

 

下午3点半，我们顺利地来到了83号登机口。

距离开始登机还有5分钟，丈夫决定给加奈吃最后一次药，这样能够确保她在飞机上睡一会儿，如果在飞机上闹着下去可不是玩的。因为这一天加奈的用药已经接近极限，我们不是医生也不能随意地超过用量，只能在医生嘱咐的允许范围内，所以这次的药量不大，不过加上进关前的那点，我们估计再过个半小时，加奈就该有睡意了。

登机开始，人们排着长队，我们不着急一直坐在边上等候着，等人走得差不多了再拉加奈上飞机。可是没有想到，可能因为机舱里摆放行李的人多通道阻塞，我们距离机舱还有七八米就被迫停了下来。

等待的过程中，我察觉加奈的脸色开始有点变了。前面的队伍开始往里挪动，加奈突然站在那里不动了！

“快！”我一把抢下丈夫拿在手里的双肩背包，“你去扶着她！”

说是扶，其实是架，杨老师和丈夫把加奈整个架了起来。

“加奈，听话，我们不是说好了一起回家的？”杨老师轻声地说。

“对呀，我们今天拉过手指的，说话要算数的对不对？”丈夫也急着提醒加奈。

进机舱的那一刻，加奈没有反抗、没有吵闹，但是脸色非常难看，那一瞬间她的眼神，丈夫说他永远不会忘记。

航空公司特意安排我们4个人坐在中间，正好一排。走进机舱找到座位，加奈就开始倒头呼呼大睡，她把头搁在杨老师腿上，脚搁在丈夫身上，为了不吵醒她，丈夫和杨老师坐着一动也不敢动，甚至连保险带都没法系上，先后两位空中小姐上前提醒都被丈夫含含糊糊地挡了回去。

经过地面的滑行，飞机准点起飞，我们三个人都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机长在广播中向乘客宣布：

 “本架航班从东京飞往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空中飞行里程1940公里，飞行时间预计2小时50分。”

“Shit!”

我和杨老师不约而同地说了句脏话，时差关系，东京飞往上海要比上海飞往东京多耗费一个小时，对于我们而言，多一分钟就是多一分的危险，这一下子就多出了1个小时的危险。从这两天的经验来看，中午到现在给加奈吃的药量大概还能够支撑两个多小时，这之后我们就只能听天由命了。

    

（九） 

原本以为给加奈吃的药能撑上2个小时左右，没想到飞机在空中飞行了大约1个小时加奈就突然坐了起来，没有要跟坐在周围的人打招呼的意思，只是一个人神情严肃地坐在那里，不知道在想什么。我们担心她想着想着又会说出不回上海之类的话，可这个时候我们又都不敢“打搅”她，现在的她俨然成了我们的“上帝”。僵持了几分钟，杨老师想起来飞机上这会儿正在播放的音乐，找了一个比较舒缓的频率，调低了音量，然后把耳机递了过去：

“听一会儿音乐吧。”

不过，加奈不领情，一言不发摇了摇脑袋拒绝了杨老师的好意。在大家苦思冥想其他的招数时，机舱里开始分发晚餐了，我们发现加奈好像很期待，看来她可能是饿醒了。

心情紧张，原本就不怎么好吃的航空食品变得更难以下咽，随便得吃了几口，我就算完成了任务。坐在我旁边的杨老师吃得也不多，倒是加奈吃得很香，一个人认认真真把米饭、配菜、水果，还有小点心一个不剩全部吞进了肚子。吃饭，加上前后的准备和收拾，总共消耗了16分钟，特殊的处境让我们对时间变得从未有过的斤斤计较。

睡醒了，吃饱了，接下来加奈会干什么？

杨老师再一次把耳机递了上去，这次的尝试加奈欣然接受，也许她刚才也不是不喜欢，只是对晚餐更有兴趣罢了。于是她开始一边听着音乐，一边还看着经济舱最前端的大屏幕。隔着加奈大约3排，前面正好坐着一个高个子男人，他的脑袋挡住了加奈一半视线，加奈似乎很不满意，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宽慰加奈，加奈就拦下了一位从我们身边经过的空中小姐：

“让前面的那个人脑袋低下去一点！”

不知道会不会有其他的乘客提出这样的要求，眼前这位日籍的空中小姐脸上一直保持着微笑，听完加奈的“指令”以后，回答了一句：

“明白了。”

这话很含糊，就是说你的意思我明白了，但是办不办，办不办得成不知道。话是含糊，不过这位小姐不含糊，真得就走到了那个高个男人的旁边转达了加奈的要求，我们听不到那个男人的回答，不过都写在了后脑勺上，那个后脑勺一点高度也没有降低，显然人家不接受。

我们担心那个后脑勺的时候，加奈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到了飞机杂志，上面的免税商品吸引了她的目光，我们送了一口气。当空中小姐折回身来说明情况：

“不好意思，如果不介意，我们可以为您换一个位置……”

“不用了，不用了……”坐在加奈另一边靠着走道的丈夫立即制止了小姐继续询问下去，拼命的摇头加上甩手终于把莫名其妙的小姐哄了回去。如果让加奈换个位置，谁知道加奈会怎么样，我们就彻底失控了。

过了十几分钟的样子，我们发现加奈陷入了迷糊中，好像又困了，我们不敢打搅她，悄悄地替她把小桌板折起来，轻手轻脚地让她的脑袋靠在椅背上保持一个舒服的状态，好让她多睡一会儿。

确认加奈睡熟之后，杨老师拉着我的手，长长地呼了一口气：

 “我吓死了，刚才，她现在只要一醒，我的手脚就冰凉。”真的，杨老师的手冰凉，手心里都是冷汗。

丈夫在另一侧也有些支持不住了，一个星期来每天都是心事重重的，前一个晚上更是几乎没有合眼，他也歪倒在了椅子上。头发蓬乱，胡子长了出来，脸色很差，看上去也像个病人。

“你看我先生呀，也跟个疯子差不多了，头发乱得象什么呀！”

“呵呵”，杨老师看了也忍不住笑了，这么长时间了，我们两个第一次感觉能够放松地笑，但是这笑中多少还有点苦笑的味道，没有照过镜子，可能现在的我也不怎么样。

 

2006年1月20日北京时间6点40分，飞机准点降落在上海浦东机场。降落前一刻钟的样子，加奈就醒了，不过还算平静，听听音乐也不吵闹。

下客的时候，我们劝加奈等一会儿，让其他乘客先下，我们担心加奈会出现早上在医院里抽搐的症状，担心她走不了路，所以事先请空中小姐为我们准备了轮椅，这得等别的乘客都离开之后。另一个担心是加奈一下飞机就很亢奋，一个人走得太快，机场里人多，我们要是没有看住弄丢了就功亏一篑了。

舱里只剩我们四个人之后，我们准备下机，走到舱门口，乘务长已经等在了那里：

“病人的轮椅准备好了！”

抑制副作用的药很有效，加奈没有丝毫抽搐的症状，等候很久的她站起来身来就往外冲，根本不在意人家的话，我们回头刚要解释，她一个人已经走出去了好几米。

“你们拉住她呀，拉住她！”丈夫急了。

我们也都放弃了解释的企图，丢下了迷惘的乘务长一前一后追了出去，还好，杨老师又把加奈揽在了自己身边。往边检检查站走的路上，我给以前合作过的边检同事打了个电话，上午决定飞回上海的时候我已经联系过他，跟他解释过这个情况，说是万一病人发作，希望他能够提供一些便利的，接到我的电话，对方很热情：

“你放心，我已经安排好了，在1号窗口，有人会专门为你们办理的。”

“谢谢，谢谢，病人现在控制得还不错，不过开始有点兴奋了，我们也的确不想让她排队了，在机场里面发的话造成很大的麻烦的。”

寒暄之后，我们来到边检1号通道，为需要扶持的人员开设的通道是唯一没有人排队的，要不是杨老师拉着她，加奈走到这里根本就不停步：

“到上海了呀，有什么关系，等什么啦，走了呀！”

 “我们马上就走的，等人家来给我们办一下手续……”杨老师和丈夫好言相劝，我马上走到窗口说明情况。

“知道，知道，下午局里面通知过我们了……”因为招呼在先，办理手续的警察很麻利，检查之后，很快给我们四个人盖上了戳。

走出边检之后，我再三表示了感谢：

“不好意思，给你们添麻烦了，谢谢哦！”

 “没关系，没关系，年纪这么轻就弄成这样，很可怜的！”办理手续的警察看过加奈的护照，也表示了深深的惋惜。

没有行李的我们直奔出口，加奈的父母早已经等候在那里了。见到父母，加奈并不像我们所想的，没有拥抱，没有泪水，这是很奇怪的一个场景，像是陌生人初次见面那样，有点生疏，有点距离的感觉，彼此之间的问候听上去也淡然五味。

倒是一起赶来的我的公公婆婆，跟加奈见过之后，过来安慰了我们。

“好了，回来就好了！”

“事情办得还不错，好了，今天回家可以好好休息了。”的确，这两天我们感到痛苦和难以支撑的时候，也不敢跟加奈的父母说什么，都一股脑地倒给了公公婆婆，可能只有他们能够理解我们的心情。

“我们一起到外面去吃点饭吧！”加奈的父亲拍着丈夫的肩膀这么说，“先吃饭，吃好饭再说。”

“不行的，叔叔，我们吃饭是小事，加奈的病才重要，应该马上送医院的。”丈夫的反对并没有得到其他人的支持。加奈刚刚回到上海，加上有药物的控制，情绪和举止表现得看不出太大的异常，加奈的父母，和陪同来的加奈的叔叔也许觉得昨天我们在电话里说得太过夸张，所以坚持要到外面一起共进晚餐。

“他们还不打算送她去医院呢，准备今天晚上带回家，休息两天再去看看门诊。”趁旁边人不注意，婆婆轻声地告诉我。

“你们没有看到过她发作的时候，她今天吃了药了才这样，但是药力已经快没有了，撑不了多久的。”我听着也着急，不过我知道现在我们怎么说也没有用。

于是，由杨老师陪着加奈，跟着加奈妈妈他们大部队出发去饭店，我跟丈夫在机场定返回日本的机票，耽搁一会儿再跟加奈父亲还有公公一起赶到饭店会合。

去饭店的路上，丈夫还是不死心，一直劝说加奈父亲尽快送加奈去医院，最后加奈的父亲让了一小步：

“那么，吃好饭就送她去，我们简单地吃一点，饭总是要吃的。”

一方面，可能加奈的父亲觉得我们这么辛苦一趟，于情于理都要吃顿饭表示一下感谢，另一方面，我总觉得加奈父亲也不过是在拖延时间，吃好了饭，把我们打发走，说不定就把女儿带回家了，怎么说送女儿进精神病医院心理上、面子上都接受不了。

不过，现实并不因为人们的回避而减少它的残忍，车子还没有到饭店，加奈父亲的手机响了：

“喂，什么？哦，哦。”接完电话，加奈父亲开车的速度明显加快了，“饭店里面，他们说加奈这会儿情绪好像有点激动。”

从加奈父亲的突然加速，我猜测电话那端报告的情况一点不只是“有点激动”这么简单，果然，加奈父亲又拨通了他在卫生局的朋友：

“喂，小陆啊，我女儿今天已经送回来了，可能一会儿晚上要去看看，你帮忙打个招呼好吗，麻烦你哦！”

如果不是很严重，加奈父亲怎么可能下这么大的决心。5分钟后，我们在徐汇区一家饭店里看到了正在发作的加奈，她的神情就跟那天在家里“狂风”刮过的时候，也跟在机场大闹的时候一样，眼睛瞪着所有人，扯着嗓子冲别人嚷嚷。

杨老师离开之后，我们挨着加奈坐下，丈夫为了缓和气氛，有一句没一句地随便问问加奈情况：

“饿吗？午饭吃过了吗？”

“不饿，吃了，在学校旁边的‘谢谢’拉面馆吃的”。

“哦，那家店，我知道的，一般。”

“不过，我没有吃，面点好了，端上来了，我没有吃，因为我看到了死神，死神来了，死神什么都知道，所以我没有吃……”

 没有任何事先的预兆，加奈开始胡言乱语起来，我们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尽管丈夫还试图挽回。

 “我要回去了！”加奈突然站起身来，毫不迟疑地向候机楼的大门外面走去，把愣住的我们甩在了后面。

 “抓住她！”回过神来，丈夫立即提醒我，我们紧跟着追了上去。跑了几步，丈夫尝试着伸手去抓加奈。

“别碰我！”加奈一把甩开丈夫的手，回头狠狠地瞪了我们一眼，“你是男的，不许碰我！”

“你去抓住她！”丈夫只能找我出手，但说实话我没有把握，我知道情绪失控的加奈现在的力气要比平常大很多，她是无所顾忌的，但我们不能在机场闹翻了，而事实上，根本没有等我伸出手，仅仅是挨近了一些，加奈再次转过身：

 “不许碰我，不然我就揍你了！”这嗓音已然不再是加奈的声音，低沉、沙哑、有力，像个男人，一边说着，加奈还挥舞了拳头示意警告。

没有办法，我们只能跟在她的身后一路奔出了候机楼大厅。

“你要去哪里？”丈夫问她。

加奈不回答，也不停下脚步，径直走到马路边，看见路边停着一辆黑色的轿车，她冲过去伸手拉后座的门。

“对不起，对不起！”丈夫一边向车里吓坏了的司机道歉，一边拉住加奈，“你要坐出租车啊？这不是出租车呀，你看上面没有顶灯的，对不对？”

不知道是因为丈夫的阻拦，还是意识到了眼前不是自己要的出租车，加奈又很快转身离开。

“你要坐出租车？我带你去，好吗？”丈夫要引诱加奈回到候机楼，我看得出这时候的加奈虽然神志不清，但一点也不信任我们，这招看来不会奏效。我还是决定折回去找杨老师，因为来机场的这一路上加奈还是比较听杨老师劝的，刚刚走到大门口，杨老师已经从里面冲了出来，一定是从盥洗室出来找不到我们也知道出事了。

我们会合之后一起去追加奈，这时丈夫紧随着加奈又上了刚停靠到路旁的一辆大巴上。丈夫还是忙不迭地跟司机点头哈腰，随后把加奈拽下来。下车看到杨老师，加奈愣了愣。杨老师走上前，搂着加奈，轻声地劝慰几句：

“我们不是说好了要回家吗……”一边说一边轻轻地推着加奈向候机楼里挪动脚步。

这时的我们已经不敢跟上前去了，怕跟得太紧，加奈会紧张，只好站在候机楼的大门外，目送着加奈她们俩的背影。

我握着丈夫的手，他的手跟我的一样是冰凉的，还微微有些颤抖。

“希望她发作过了就好了，能够顺利过安检和边检就行。”丈夫说这话的口气很沉重，如果下午3点多从加奈家出发的时候我们有七成的把握，那么此时此刻就只剩两成了，与其说把握，不如说祈祷奇迹的出现。我们希望加奈能够像下午一样发作一下之后很快恢复平静，毕竟接下来过安全检查和边境检查，都是要逐一过关的，没有杨老师拽着，很有可能再发生状况，只要发作一次，我们的计划将全部落空，后果难以想象。

我们隔着大门的玻璃望着，周围的空气也好像要凝固了，总觉得这不足两百米的路她们走了很长时间，终于，两个人开始在安检口排队了，而我们悄悄地挪进了候机楼，只不过始终找些障碍物挡住对方的视线。

 “啊！……”一声尖叫突然从人群中爆发出来。

完了，原本吊在嗓子眼的心一沉：不用想，一定出事情了！

加奈从安检口冲了出来，没走两步就与追上来的杨老师扭打了起来，其实准确一点地说，应该是加奈胡乱地拍打杨老师，而杨老师一把抱出了她。不过这次的加奈并没有像前几次那样很快平静下来，她一直用日语在喊着，很快，警察围了上来，我跟丈夫也赶到了跟前。

加奈抓着警察，用不太流利的日语一边指着杨老师一边说着：

 “她用药弄坏了我的脑子，她是坏人……”

另一边，丈夫和杨老师都拿出了自己的证件向警察说明情况。了解情况的过程中，为了避免再起冲突，警察将我们都分开了，特别是加奈和杨老师，杨老师刚刚放开手，哪知加奈突然间撕起了手中的登机牌和护照，幸好看管她的警察及时抢下了护照，然而为她调换的登机牌已然成了一堆小纸片，我们三个护送者的心也同样被撕碎了。

毕竟，杨老师和丈夫的日语比较好，很快把事情的前因后果大致地解释了一下，加上加奈的种种反常举动，警察们也大体相信了我们，只是接下来要怎么办，他们还必须请示上级，而就在我们等待回复的时候，加奈不见了！

一定是当我们专注着跟警察解释的时候，加奈偷偷地走掉了。这时的我感觉腿软，很难形容那一刻我的心情，焦急、紧张、混乱……，其实什么也没有想，脑子里一片空白，经历了这么紧张的几个小时，突然出了这么大的状况，脑子已经不听使唤，什么都不会思考了。

不过，空港的警察还是马上作出了反应，前后不过两分钟，相信加奈一定没有走远，大家开始在机场分头寻找。可是，一个国际大都市的机场，上上下下好几层，还有太多太多不同的交通通道，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精神不正常的人，做出来的事情不具常理，完全可能像刚才那样冲到街上随便拦车子，究竟去了哪里？

警察用对讲机通知各个层面和不同关卡的同事注意，我们在机场里兜兜转转。大约过了10分钟，空港警察在候机楼的另一侧找到了加奈。

找回来的加奈好像恢复了一些理智，她开始跟警察解释：

“那个是我语言学校的老师，她是好人，我们今天是要回上海的……”

看到加奈稍稍平静了，丈夫跟警察说了说我们想送她回国治疗的打算，精神方面的问题光靠吃药不能解决问题，要她跟日本的医生沟通，语言上还是有困难的，而且要是在日本住院治疗，加奈父母的签证一时半会儿也办不出来，这段时间，我们又各自有工作，全程陪同不现实。日本的警察倒也通情达理，对于我们这样的处境表示理解，而且也相信我们三个人能够护送她安全回家，不过问题的关键在于，航空公司是不是同意带这样的病人上机。

由于先前加奈撕掉了手中的登机牌，航空公司就是不可回避的问题，我们必须先给加奈重办一张登机牌。然而，之前的动静这么大，加上晚上机场人不多，几乎是所有的人都注意到了这场“风波”，航空公司的人也不例外，于是我们的要求被挡了回来，航空公司的小姐明确表示，除非有医生的证明，证明病人能够乘坐飞机，而且还要征得机长的同意，再加上我们这些人的陪同，才能乘坐飞机。当晚能够成行的希望就只剩下了1%。

这么晚我们到哪里去找医生证明？热心的航空公司小姐把我们引到了位于地下一层的空港医疗室，但是这里并没有精神科的医生。此时此刻，已经是晚上8点整了，小姐离开时，明确告诉我们，今晚不能飞了。

如果加奈没有撕毁那张登机牌，也许我们这个时候就已经顺利过关了，但如果只是如果，现实是我们必须带加奈去看医生，没有医生的证明，我们哪里也去不了。

                                                                    

 （七）

2006年1月19日深夜10点，我们4个人来到了空港医务室护士介绍的成田红十字医院，在这里有一位内科值班医生等着我们。医院的精神专科大夫都已经下班了，当晚值班医师里这位内科医生好像对精神病方面以前有过诊疗经验。挂号、排队，这跟国内没有什么区别，一样也没有少。

 到了医院，加奈变得像一个听话的孩子，不再敌视我跟丈夫，对谁都是傻傻的微笑，我们让她坐着等候，她就很安静地靠着杨老师。等了大约半个小时，轮到我们了，内科医生有点胖胖的，长着一张憨厚的脸。诊疗的整个过程也就是跟我们所有的人聊聊，先是问问陪同人员病人发病的状态和频率，又问问病人一些简单的问题，反正不用测量体温，不用测量血压，聊了大约15分钟，医生就给了我们一个答复：

 “她需要住院治疗，但是我们医院现在已经没有床位了，可能要转到别的医院，现在的情况下肯定是不能乘坐飞机的。”

 “那么，什么时候能够飞呢？”丈夫提出了我们所有人都很关心的问题。

 “很难说，至少需要静养一个星期，然后再看看情况吧！”神智不清的加奈不会明白，医生的“宣判”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昂贵的住院费和治疗费的问题暂且不谈，最大的问题是谁能够照顾加奈，如果加奈在日本的医院治疗，她的语言还很不流畅，在一个陌生的环境，没有办法跟医生还有护士沟通，她怎么能够治疗的好。丈夫和杨老师都有工作，这两天为了加奈的事情已经请了好多假，上司没有说什么已经是万幸了，至于我刚刚到日本开始生活，一切都还在适应中，我的日语交流能力跟加奈比起来还要糟糕。除此之外，如果加奈的归期遥遥无期的话，加奈的父母怎么来，来了以后怎么照顾，这都是问题。不过最眼前的是：我们这一晚拿加奈怎么办？医院不能住，送她回家也不行，带回我们自己家又住不下。

最后，医生为加奈开了液体的镇定剂，并嘱咐我们在加奈不能睡眠或者情绪狂躁的时候服用，一次的剂量是2毫升，一天不能超过4毫升，药力会在15分钟内见效，能够让病人情绪安稳，并且有睡意。另一方面，医生还将今天看症的情况写了一份说明书，让我们带给明天要送加奈去的医院。

在急症室等候医生配药和写说明书的时候，我跟杨老师陪着加奈在一旁休息，折腾了一天了，大家都累了。丈夫到另一头的公用电话亭里给家里人通报今天的情况，刚才在机场的混乱中，我们只是打了电话转告家里人说今晚回不了了，至于详细的情形也没有时间细说，现在除了今晚的去向，一切都定了下来，丈夫就把经过在电话里跟父母好好叙述了一遍。

过了很长时间，丈夫才从电话亭里出来，我看到他的眼睛是红红的。结婚到现在看到他哭只有三次，前两次都是在葬礼上。

 “怎么啦？……”

虽然是这么问，但心里我是明白的，除了神志不清的加奈，我们三个人这个时候都像大哭一场，因为我们的承受力已经接近极限。

 “跟妈妈说着说着有点控制不住了，你知道吗，我真的绝望了，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了，一点办法也没有……”丈夫还没有从刚才倾诉的情绪中缓过神来。我们谁也没有经历过，也没有想到过会经历这些，不仅没有经验也没有心理准备，更糟糕的是接下来还要继续面对的未知的情形，我们不敢想也不愿意想，既是想了也不会想出什么结果，而无论什么样的结果我们又都无可逃避。

几天里经过层出不穷的“意外”之后，还会出现什么，还要承受多少，不只丈夫，杨老师和我也被这种看不到尽头的绝望折磨着。

 “你们不会走吧！”抱着已经昏昏欲睡的加奈，杨老师轻轻地问我们？

 “不会的，我们还担心你呢。”丈夫回答。现在彼此支撑的就只有我们三个人了，任何一个人打退堂鼓都会是最后一根稻草，谁的心理都不能够再承受些什么了，能够坚持下去是因为有其他人站在身边，仅仅是站在身边就足够了。

经过商量，我们这一晚决定在成田一家旅馆住一晚，三个人一起看护加奈，第二天转送新宿的国际医疗中心精神科。

 

这一晚，服了药的加奈睡得最沉最香。我们三个人的床刚好围住了加奈，杨老师和衣坐在床上打瞌睡，丈夫还是辗转反侧，至于我基本没有睡着，没过一会儿就会醒，总要看看加奈那边，还要看看窗外，希望加奈多熟睡一会儿，又希望天早点亮起来。

1月20日早上5点50分，加奈突然在床上坐了起来，我观察着她，自己却不敢动，这时候杨老师和丈夫也很快被她的这个动作惊醒。大家都没有吱声，反而加奈自己跳下床，噔噔噔地跑到门口按了电灯的开关，然后跑回床上开始自言自语，从以色列到水煮鱼，从世界和平到买便宜货，最后还捧着昨晚我们带上来的英文报纸大声地朗读起来。其实，加奈的英文水平很好，据说在大学里已经过了专业8级，不明白为什么加奈的父亲要送孩子到日本，选择欧美国家也许她能够好一些，至少语言没有障碍，人也不会这么寂寞，不过这些都是马后炮了，加奈已经弄成了这样。

在加奈念报纸的间隙，杨老师已经穿好衣服，坐在了加奈的床上，丈夫也准备起床，为了避免尴尬，他在被窝里偷偷地把牛仔裤穿好了。

“不许动！”丈夫刚刚跳下床的瞬间，加奈突然大喊一声，所有的人都吓坏了，丈夫也定格在那里。

“把裤子脱了！”加奈坐在那里发号施令，害怕触及她的哪根神经，尽管尴尬，丈夫只好背过身把牛仔裤脱了随后迅速钻回被窝。

真没想到，睡醒了的加奈又进入了兴奋状态，坐在旁边的杨老师安抚加奈的情绪：

 “没事的，他只是要起床陪你说说话呀……”

加奈没有理会，继续念报纸，过了好一会儿，突然间停了下来，对着杨老师说：

“杨老师，我昨天很不好的，很没有良心的，我奶奶生病了，我不想回去看看，昨天我骗了你们，还把机票撕了……”出人意料的，加奈想起来昨晚在机场发生的一切。

 “没事的，加奈。”杨老师安慰她，躺在对面的我们两个继续静静地听着，不知道加奈接下来有什么“指令”。

“杨老师，我今天想回上海了，我要给爸爸打个电话，我跟他说我现在就飞回去……”

天哪！听到这个话我们的心都在颤抖了，我不知道加奈是不是真的想回去了，如果今天重蹈昨天的覆辙，我们三个人都会崩溃的，现在究竟是冒险送她回上海，还是按照昨晚三人的决定送她进医院呢？

 “爸爸，我是加奈，”这边，我们的脑子里在过着各种各样的想法，那边，加奈已经拨通了在上海的父亲的手机，“我跟你说，昨天我很不好的，我到机场了后来又不想回来了，今天你等着，我现在马上就去机场，我会回来的……”

没有时间再想什么，我跟丈夫也很快起了床，简单进行了洗漱。趁到洗手间的间隙，我们还抓紧时间交换了一下想法：

 “你打算怎么办？”

 “马上送她去机场，今天是最后一次机会了，她现在自己提出想回去，是最好的机会，错过了就可能会不去了！”丈夫的焦急心情在话语间流露无疑。

“不过昨天航空公司的人说了今天早上没有飞上海的航班，我们要在机场等那么长时间，我怕加奈支撑不住还会发的，到时候真的一塌糊涂了！”我提醒丈夫。

“不管怎么样，一定要送，不然真的让她在日本治疗，语言不通怎么治？情况只会越来越差。”丈夫的担心不无道理，如果加奈的病情继续恶化，那回上海的希望就只会越来越渺茫。

说话间，丈夫调好了昨天医生开的药，准备给情绪越来越亢奋的加奈服用，确保她在接下来等候航班的时间里能够睡上一觉，或者至少情绪稳定。

丈夫走出给加奈喂药，换杨老师进来洗漱。

“我先生的意思是送她去机场！”我依旧是传递信息者的角色。

 “不行，我担心她到时候变卦。”杨老师犹豫不决。

 “上午没有航班，我也担心她坚持不住，可是今天不送真的没有机会了!”

 “先送医院吧，上午再带她去看一次病，我们跟医生好好说说，不是还要一张医生证明嘛，昨天闹得这么大，人家都认识我们了，没有医生证明我们今天没准儿人家不让坐飞机。”杨老师虽然紧张，但是脑子已经很清醒，还记得最关键的医生证明我们没有拿到手，因为昨天的医生是内科大夫没有这个权限，既是有，以他的判断也不会给我们开证明。

商量好了，我们结账离开了旅馆，在路边叫上了出租车，因为加奈一直跟在身边，我跟杨老师谁也没有机会把我们的决定告诉丈夫，丈夫坐上车就对司机说，去成田空港，杨老师立即说明情况，让改道去新宿的国际医疗中心，好在这个时候得吃过药的加奈已经有些昏昏沉沉的了，也没有注意。我马上在随身的笔记本上把情况简单地写了写，递给了坐在副驾驶位置的丈夫。

 

早上8点半，我们就赶到了新宿国际医疗中心，递上前一晚内科胖大夫给写的说明书，给加奈挂上了号，我们在精神专科门诊室外开始排队。

等待的时候，加奈醒了，说是有点渴还有点饿，也是，从昨天拉面店里“见过死神”之后，加奈一路上什么也没吃。买来了热的奶茶和草莓蛋糕，可还没来得及吃就轮到了我们，进了诊疗室，这次是一位年轻的女大夫，看上不是很有经验的样子，她跟加奈简单的交谈了几句，随后开始跟丈夫和杨老师了解情况。

没人搭理加奈，加奈就想到了刚才的奶茶，我就坐在加奈边上开始喂她吃东西。她对那块草莓蛋糕似乎很感兴趣，吃得很香，一边吃一边露出很享受的笑容。吃着吃着，突然加奈顿住了，好像是被蛋糕噎着了，立即喂她喝了奶茶，又和丈夫一起帮她拍背，总算好了些，但接下来，加奈不停地出现抽搐，从背后望着她，看着她手脚不受控制，在那里痛苦地伸展而不得的样子，我心里也像被针扎了一样。她才23岁，这么年轻，难道就要这样坐在轮椅上痛苦地过下半辈子，她的人生还剩下什么，痛苦不堪的回忆？

说完病情，丈夫和杨老师再次把我们想送她回上海的打算跟医生了一遍，这个年轻的女医生可能从来没有碰到过这样的情形，致以抱歉的微笑之后说要问问主治医生的意见。

我们再次被“打”回门诊室外，加奈抽搐的情形一直不见好转，守着她的三个人也说不出什么话来。这个时候，语言学校的校长赶来了，听过杨老师的汇报，在丈夫的坚持下，他答应立即为我们联系航空公司，争取为我们安排当天下午的航班。

另一方面，时间接近中午，丈夫在外面已经等不及了，再拖下去下午的航班既是安排好了也赶不及，他径直走进门诊室要求刚才的那位女医生“特殊照顾”一下。

是看我们情况特别，还是看丈夫长得够帅，反正女医生一口答应，并且也是很快见效，两分钟后我们就被主治医生“召见”。

这位年轻的主治医生倒是很干脆的，问问情况之后，表示能够理解我们的处境。很有经验的他看了加奈抽搐的情况，了解了内科大夫开的药之后，解释说加奈现在的情况主要是镇定剂的副作用，对身体不会造成伤害，再配上减轻副作用的药就行。另外他同意让我们今天就送加奈回上海，因为这对病人的治疗比较有利。为了能够让我们成行，证明书上他会故意将病情说的轻微一些，不过再三嘱咐我们用药的方法，还有一点就是到达上海之后马上把加奈送进医院，她的病不能拖了！

中午12点，在通往上海的路上，我们拿到了两张通行证，医生给加奈开具了“轻度过敏”的诊断书；校长联系好了航空公司，在下午4点30分飞往上海的航班上留了4个座位。距离终点，我们仿佛跨出了一大步，但如果仔细想想，这与昨天从加奈家出发时的状况并没有太多的不一样，接下来的4个小时，命运依旧不掌握在我们手中，一切还得看加奈。

                                                   

（四）

守株待兔总不是办法，大家反复“研究”之后决定双管齐下，一方面让在上海的加奈父母跟最初办留学手续的中介取得联系，让他们帮忙找找房屋的代理人，既然当初是“一条龙服务”，那么现在没道理说找不到。另一方面，丈夫跟语言学校的老师去找当地的警察，尝试说明情况，看看能不能通融一下。

晚上6点多，出租房屋的代理人终于出现了，又磨了半天嘴皮子这才同意找个锁匠来，不过提出要在警察在场的情况下。门外的两个人又忙不迭地再次找来已经有些不耐烦的警察，耐心等待锁匠的到来。等锁匠赶到时已经快晚上7点，从下午2点多就守候在加奈家门的丈夫和杨老师，经过了5个小时冬日寒风的“洗礼”，都有些支撑不住了，好在这个时候，丈夫的哥们儿阿晨下班后借了一辆车来“支援”他们，三个人能坐在车上喝点热茶才算好些。至于在家中的我，还有上海的长辈们依旧只有等待消息的份。

彼时彼刻，我真的祈祷加奈不要出事，生命有时候太脆弱，而比起死去的人，死亡带给活着的人的痛苦更多。6年里跟着多少刑侦部门出入现场，803殓尸房外面那空落落的走道里死者家属那种的哭声，永远都不可能忘记，这种感受只有心里明白，言语是很难表达的。虽然，在一些电影里死亡的画面已经被做到了恐怖的极致，然而，现实与虚幻仍然有着差距，这不是视觉上的逼真与否，而是心灵上的撞击。当你感觉到身边这个人生命已经逝去，而她离你仅仅咫尺之遥的时候，会有一种莫名的悲哀和恐惧，我并不希望丈夫他们看到这样的场面，也不希望加奈父母承受打击。

“叮铃铃……”

7点半左右，家里的电话响了，我知道这个时候应该是丈夫那边有消息了。

“她不在屋里！”

这也许能算是我们下飞机之后听到的第一个“好消息”了，没有出事就好，听到丈夫在那里这么说，从2点多开始悬着的心终于可以放下了。

“但是我们也不知道她的去向，我看过了她的护照还在，现在怎么打电话也还是没有反应，整个人就是失踪了”。因为屋里没有发生先前预想的事情，丈夫和朋友、还有学校的老师很快就被警察“请”了出去，他们只能回到车上再商量对策。

我很快将这里发生的一切通过音频对话传达到了上海的家里，对于老人们来说，虽然加奈暂时没有事情，但如果没有她确切的行踪，或者不能确保她现在的人身安全，家里人总还是放心不下的，听婆婆说，这时加奈的父亲已经支撑不住了。

时间过得异常缓慢，得不到加奈的任何消息，所有的人又都回到了最初的状态：等待，等待，还是等待。

 

晚上11点半左右，同屋的女孩打完工回家了，四个人聚在一起好好地商量了一番。朋友阿晨作为局外人此时脑子可能最清醒一些：

“她不会去死的，她刚刚弄到这么多钱，花还来不及！这会儿多半就是不愿意搭理我们。”

“我猜她会不会去新宿的歌舞伎町去玩了，她怎么玩也应该是距离学校比较近的地方吧！”丈夫还是不太死心，想去外面找找。

“歌舞伎町这么多店，你到哪里去找呀！”阿晨很反对这个提议。

“她这两天晚上一直在外面玩，到早上才回来睡觉的。”同屋的女孩子提醒大家。

“要不，我们今天都回去吧，折腾了一天了，明天一早过来？”

“会议”之后决定丈夫、阿晨还有杨老师分头回家休息。因为按照加奈这两天的行踪来看，次日早上她才可能出现，这意味着明天丈夫和杨老师还有一场“硬仗”要打，要说服加奈回上海或者改变现在的生活状况，这都不可能是片言只语就好解决的，弄不好还要“陪”加奈飞一趟上海，所以大家都需要回家“养精蓄锐”。同屋的女孩答应一旦有加奈的消息，或者明早加奈回家了，就及时给我们打电话，趁她在家休息时，大家再赶过去。

丈夫那边撤了之后，我立即通知了家里，让大人们早点休息，不管怎么样今天看来是不会有消息的了。

刚刚从网上下线，丈夫又来了电话：

“小姑娘说，加奈终于回她的短信了，说是在新宿歌舞伎町玩，今天晚上不回去了！”

谁说男人的直觉就不好，丈夫先前的推测完全正确。这算是一个好消息，至少加奈此时此刻人身安全是没有问题的，顶多这一宿她又去挥霍而已。我随即将消息转告公婆，同时交待了明天我们的安排，明早我跟丈夫一起去找加奈。

凌晨1点半，丈夫回到家，身心疲惫……

 

一个晚上，丈夫一直翻来覆去，我知道他心事重，千里之外的父母们想必也是同样的情形，我们都期待着天早点亮，无论是好是坏，这一天总得有一个结果，永远只是被动的等待，这样的状态太消耗人们的精力了。

早上6点多，闹钟响的时候，我们还是没有加奈的消息，洗漱之后匆匆收拾了自己的证件。我有一种预感，这一天我们多数回不了家，而且很有可能需要直接送加奈回上海，以防万一，我们把两个人的护照、证件还有国内用的手机都放在了随身的包中。

去的路上，我们俩商量着见到加奈之后要怎么开口。

“还是不要一开口就逼她回家，如果她能够答应以后每天正常去学校，保持跟家里人的通讯的话，就让她3月份学校放假的时候再回家吧。你一定要她今天回家，她要觉得有强迫的意思，没准儿就拧上了！”说实话，我还是不太希望把事情弄僵的，再说了以前办案子也接触过一些边缘少年，80年代后出生的独生子女常常很在意自己的感受，什么都是“我想……”、“我觉得……”，要觉得是别人强加的，无论对错他们都可能一并排斥了。

“好呀，不过我觉得还是把她送回去好，万一今天跟她谈好了条件，等我们一撤她就变卦来个离家出走，彻底失踪什么的，以后就找不到了。”丈夫的担心也不无道理，看来只能随机应变了。

上午9点多，我们到了加奈就读位于新宿的语言学校，杨老师已经在事务所里上班了，不过同样没有等来加奈的消息，前一晚加奈在歌舞伎町发来的短信是最后的消息，此后，同屋的女孩子再也没有联系上她。

丈夫不死心，离开语言学校之后拉着我直奔歌舞伎町，这距离加奈的学校确实不远，不过各种各样消费的店实在太多，横竖交叉好几条街区，不是周末的这个早上，虽然人不多，但像我们这样没头苍蝇似地满大街乱转，要找到加奈只能靠运气。

“这么找怎么行？”虽然没有正式干过侦查工作，不过我也知道这样没有依据地乱转实在不是一个好办法。

“你想想看，你昨天进加奈的屋里时，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比如什么商场的打折宣传单，或者什么娱乐场所的餐巾纸，我们可以到这些地方的附近去看看，可能性比较大。”

“我不记得了，好像没有，我也没有怎么翻，人不在里面，警察就让我们出去了，这么点时间我没有想太多。”听我这么一说，丈夫觉得也许有必要再去一趟加奈的家，翻翻家里的东西，没准儿有什么收获。

想到这里，我们转身又往车站走去，可惜还没有机会证明我的“侦察思路”，刚刚搭上电车丈夫的手机上就来了一条消息：加奈此时正在回家的路上。

同屋的小姑娘联系上加奈之后第一时间通知了我们和学校的杨老师。大约1个小时之后，我们三个人到了加奈的家门口，同屋的女孩子为我们开了门，并示意我们：加奈已经到家了。

两个女孩子住的地方不大，就一间小屋，不过厨房和卫生都是独立的，这跟刚来日本留学的一般人相比，条件算是不错了。进门的时候，加奈已经躺倒在了阁楼的床上，听到我们进门，探出脑袋来用狐疑的眼光瞥了我们一眼，不过可能是一宿没睡，她好像没有精力询问我们来访的目的，看到这情形丈夫马上说：

“喝酒啦？你先睡一会儿吧。”

听了我丈夫的话，加奈没有第二句话很快背过身睡觉了。跟在丈夫后面进屋的我这时才有机会看清楚加奈，裹在被子里的加奈看着很疲惫，一脸憔悴，可能是没有洗漱就躺下了，所以脸上还残留了厚厚的粉，眼睛和嘴唇看得出都经过了很夸张的修饰。短短的两分钟把我记忆中的加奈全部否定了，在我面前躺着的完全是一个陌生的女孩子。

很快，加奈沉沉地入睡了。我们坐在下面一边喝茶一边向同屋的女子了解情况，也许是受了我先前在歌舞伎町说的那番话的启发，丈夫一边说着一边开始偷偷地翻看加奈的包。

加奈的钱夹里除了两张银行卡，还有各种各样消费场所的点数卡，不过大多数都是正常的购物、娱乐场所，这让丈夫还稍稍放点心，从消费的记录来看，这两天着实花了不少钱，同屋的女孩子说，过完圣诞节之后，加奈就一直疯狂购物，有的时候很奇怪，刚刚买回家的新衣服穿也没有穿就用垃圾袋装好了扔掉。加奈的衣柜上摆着很夸张的耳环，屋子的一个角落里也胡乱的堆着挂着标签的新衣服。走到厨房间洗手的时候，偶然一低头看见垃圾桶里有很新项链、耳环，拣出来一看都是被人剪断了之后扔掉的，同屋的女孩子解释说，这也是加奈的东西，最近常常发生这样的事情，说着，还翻出加奈的一本通讯录，里面有一页赫然写着加奈父亲的名字，在那个名字上被深深的画上了“×”。

 

（五）

      加奈的疯狂举动像是对父亲的报复。也许她从来没有想过要到异国他乡来承受这样的心理压力，陌生的环境里，每个人都在忙着自己的事情，乏人问津、少人沟通的寂寞与绝望也许就压垮了加奈。她痛恨出钱让她走上这条路的父亲，于是用这样极端的方式来报复。不过，我更担心的是，加奈会不会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做出这些事情的，这能够说明什么，说明她的精神状况已经出现了问题！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要说服加奈回到上海的父母身边都已经变得格外棘手……

在等待加奈醒来的时间里，丈夫拿着加奈的银行卡到附近的ATM机去查询余额，另外也给我们带点午饭回来。中午12点左右，丈夫揣着两张银行卡回来了：   

“两张卡里面都没什么钱了，加起来总共也就1千日币吧。”

“我们又翻了她的包，在夹层里面找到了剩下的钱！”在加奈的新包里，细心的三个女人找到的是一个信封，这正是丈夫公司的信封，那天丈夫交给加奈60万日币时就用它来装的钱，只是现在只剩下了34张一万面额的纸币了。粗算一下，从星期一傍晚把钱拿到手，直到星期四我们找到她，64个小时里她花掉了26万！

在这样的情况下，丈夫决定不让步，这个周末一定要加奈回上海跟自己的父母好好交代一下。确实，如果这样的疯狂消费持续下去，剩下的34万还不够支撑加奈一个星期，最后她会连回家的机票也买不起的。定下来之后，杨老师首先给在航空公司的朋友打了电话，对方能够提供我们当天晚上8点30分飞往上海的机票，不过需要我们在一个小时里确定。

时间不多，我们立即打断了加奈的好梦：

“加奈，起来了，杨老师也来了，我们有事情跟你说，先下来好吗？”丈夫先摇醒了她。

“很奇怪的，你们来看我干吗？你们几个人放着班不上，放着书不念跑到我这里干什么啦？吃饱了没事情干呀？”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被搅了好梦，加奈坐下后的第一句话就很冲，火药味十足。

 “我们就是来看看，不放心你……”

 “你已经好几天没有来上课了，我们很担心的，作为老师总是要来关心一下的，你说对不对……”

也许是担心触怒加奈，怕后面劝她回家的事情不好办，丈夫和杨老师开场白之后一直在兜圈子，尽说些不痛不痒无关紧要的话，坐在一旁的我抬头看着墙上挂着的钟，指针每拨动一下都让我心里紧张。

“说实话吧，我们也不绕圈子了，我们为什么来找你，就是要告诉你，你奶奶病倒了！这两天你家里人一直联系不上你，怎么打电话也不接，我们昨天下午来找你，你知道吗？”有从前对付犯罪嫌疑人的经验，我决定自己开口，不过没想到自己也能够做到说谎也不眨眼！

“两天没有你的消息，昨天你又不回来，你家里人急死了，老人支撑不住病倒了，你父母就是要我们来找你，让你这个周末回上海一趟！我们也是看在你父母的面子上，不忍心你父母担心才来的，不是没事情干！”

我理直气壮的态度和带些怒气的口气终于让加奈重视起来，对于我提到的奶奶生病的事情她显得很关心，不过也不是很相信我这个只见过一面的外人，她立即拨通了在上海的他父亲的手机：

“喂，爸爸，这会儿杨老师他们几个都在我这里，他们说你们找不到我很着急，还说奶奶病了……”

这一切早在我们的预料之中，开口跟加奈撒这个谎之前，我们早已经跟加奈的父亲交待过，所有的口供已经对好了，所以，结果也在我们的预计中：加奈开始犹豫，看得出来她有点有些想回上海。

“我们今天就安排你回家，一会儿就给你订机票，往返的，你放心，你们杨老师会帮你把这两天的出勤率补上的。”

“对呀，不用担心学校里的事情，我一会儿给你去办再入国手续，这样这个周末你就回去，星期一继续上课好了。”

丈夫和杨老师马上补充说明一下学校的安排，强调了往返机票和办妥再入国手续，打消加奈的担心。可以想象，加奈一定会担心回到上海之后我们就变卦不让她再来了，她也知道她这两天的表现基本属于很差。众人的许诺有点推动加奈。

“要不，加奈你选一个人陪你回去好吗，到时候再陪你回来？”丈夫试探性的问了一句。我知道他这么问，一来是打消加奈的顾虑，另一方面也为我们“押送”她回家找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嗯，杨老师吧，我要杨老师陪我回去。”加奈选择了平日里在学校天天见的老师，估计她对丈夫星期一给钱时的一番“教训”还耿耿于怀，对我这个做太太的当然也不会有什么好感，加上刚才我说话也不怎么客气。

同意回家之后，加奈说要去洗澡清醒一下，她转身进卫生间之后，担上了重任，与我们同龄的年轻女老师立即向我们求助：

“我一个人怎么行，你们别走，我担心路上她不听我的……”

“好呀，我们出去给航空公司的人打电话……”

为了避免加奈起疑，我们借口她一会儿洗澡出来，我丈夫在场会不方便所以出去转一转。

出门之后，我们找了一个便利店避风，

“我也不放心，我觉得我们还是跟着比较好”，丈夫跟杨老师的意见是一致的。

“我觉得不太好，你不觉得她不太喜欢我们两个，再说了人一多她会觉得我们有押送她回去的意思，一旦有被迫的感觉，她肯定不干，要是不相信我们了，事情就办砸了。”我担心会弄巧成拙，怎么说现在也是加奈自己有想回家的愿望在里面，要是察觉我们骗她，将来我们谁说话都没有用了。

“那这样，我们坐同一个航班，到时候就说我们是送行的，送她们两个入关，然后我们再办手续，跟她们保持距离跟在后面，换登机牌的时候，跟小姐说一下，我们也跟他们保持距离就行。”丈夫坚持自己的意见，我明白他的想法，毕竟事情到这一步，一定要送到上海才能真正安心，受人家父母之托，尽到力才行，所以我也不再反对，只是提醒他跟加奈的父亲说明一下这个情况。

在获得加奈父亲的许可之后，我们很快跟航空公司的朋友确认了4张飞往上海的机票，其中给加奈买的还的确是张往返机票，星期四晚上8点半，东京飞往上海，星期天下午从上海返回的，虽然花点钱，不过定死了时间的往返票比一般的单程机票便宜，而且这样也能让加奈安心。

一切安排妥当，丈夫继续在便利店里等着，我先赶回去跟杨老师通了气。刚说好，加奈就从卫生间出来了。

“大家都是女的，不介意的哦！”加奈说着这话，就一边用浴巾擦着湿漉漉的头发，一边一丝不挂的就从卫生间里跑了出来。在衣柜里挑了一套很性感的内衣，随后又挑了一件粉红色花边的小衣服套上，然后一屁股坐到化妆镜前开始涂脂抹粉。

“把牛仔裤穿上吧，小心着凉了！”我提醒加奈，其实是希望她穿着整齐了，我好让我丈夫进屋，他已经在外面喝了很长时间西北风了。

“不冷！”加奈的一句话就回了我。

“啊呀，我就是想让他进来……”我想反正也没什么就干脆直说了，没想到加奈听了这个理由更加不在意：

“哦哟，男人呀，就让他在外面吹吹风好了，又吹不坏的，对他这么好干什么！”

加奈这么说，我也就不坚持了，不过她说话的那种口气真让我重新认识了加奈，今天无论是打扮还是说话的口气都跟我印象中，或者说想象中的她相去甚远。

过了大约15分钟左右，加奈打扮得差不多了，杨老师顺口就说了一句：

“我们抓紧点时间吧，一会儿还要回学校去办再入国手续的，让他们去帮我们取机票，晚上我们在机场碰头，加奈你到时候再把钱给他们好了。”

不知道这话那里触发了加奈的某根神经，加奈突然冒出了一句：

“我想，我还是不回去了！”

听到这里，我的心提了上来，什么！我没有听错吧，刚刚说好的怎么又不走了！

 “加奈，我们跟航空公司的人已经订好机票了。”杨老师马上提醒加奈。

 “票子定好了有什么关系，退掉呀！”加奈有点急了。

 “人家已经开票了，你知道这样就不能退了。”

 “凭什么啦！我又没有坐我干吗要付钱，很滑稽的，有什么不能退的啦……你们两个人很奇怪的，这么啰嗦干什么啦！你们再啰嗦就给我滚出去，这是我的家，我跟你们说！”

 一转眼，加奈像是变了一个人，突然间神情变得很凶，嗓音变得很粗，音量也一下子高了上去，把坐在对面的我们两个吓了一大跳，我真佩服坐在我身旁与我同龄的这个女老师，她虽然紧张但还是沉住了气。

等加奈一通火发完，杨老师轻轻地开了口：

“加奈，我们讲道理的对不对？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的，每个人都负责一部分……”我听得出来，杨老师很紧张，开场白说实话逻辑性基本属于没有，不过很快还是绕回了正题：

“人家航空公司的人开票，是因为我们提出要订票，我们要对提出订票负责，航空公司开票的人也要对机票负责的，我们不能想要就要，不想要就不要，人家很难处理的……”虽然道理说得有些混乱，也不知道加奈是不是听了进去，反正她的神情看上去缓和了很多。

“刚才的加奈不是真正的加奈，对不对，加奈是不会随便发火的，对不对……”也许是杨老师最后这句宽慰的话让加奈最终放下的包袱，她恢复到了刚才的状态，继续化妆，收拾随身的小包，看上去还是愿意走。

前后不过几分钟，就像是突然在加奈身上刮过了一阵“狂风”，“狂风”过后，加奈恢复了平静，但这个时候我的脑子开始乱了：情况比我们想的严重，加奈怕是像我前一天晚上预感到的那样，精神出现问题了！只是我们现在谁也不知道她的问题有多严重，这一路上去机场还会不会发作，如果半路她又反悔了怎么办？对于我们三个人这将是一场灾难。

 

 （六）

加奈只收拾了一些随身的物品，就跟着我们一起出门了，看得出来她还是想回到这里来的，但趁她不注意的时候我已经将刚才在屋里发生的一幕给丈夫描述了一遍，我们都觉得加奈这样的精神状况不再适合回日本了，至少短期内不行。另一方面，我们对此时此刻下午2点到晚上8点半上飞机，如何坚持这6个小时不出问题忧心忡忡，大家都没有什么把握。

加奈和杨老师先去新宿的学校办些手续，顺便拿上杨老师的护照，至于我跟丈夫就先去秋叶原的航空公司取机票，两个地方有一段路是要坐一辆电车的，不过半个小时左右。

电车里，我们觉得加奈越来越无法自控了，虽然不说话，总是一个人莫名其妙地发出很特别的笑声，坐在椅子上小腿垂在那里也一刻不消停，像个孩子一样前后晃来晃去，偶尔地转过头跟杨老师说上几句没头没脑的话，然后“嘿嘿嘿”自顾自地笑起来，为了稳住加奈，杨老师只好顺着加奈搭上几句，还陪着笑脸。坐在他们旁边的，突然觉得丈夫很有远见，这次如果不是3个人送加奈，光靠杨老师一个人半途中一定会出问题。

在新大久保站，我们分道扬镳。下午4点半多，我们在秋叶原与航空公司的朋友接上了头，这个看上去30岁出头的上海男人是杨老师的朋友，可能前一天已经听说了我们境况：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事情的，一个到日本来打工的女孩子压力太大就失常了，后来她的那个日本男朋友还是蛮好的，买了机票陪她回去的，我那时候跟航空公司打过招呼，人家只要有人陪同，一般没有什么问题的……”朱先生像是安慰我们，也许我们自己不觉得，我们的脸上已经写满了担忧。不过，这也算是事情急剧恶化的过程中听到的唯一的一个值得宽慰的消息。

银货两讫，我们就在车站分手，临走朱先生还不忘说一句：

“祝你们好运！”

我们的心里何尝不在祈祷运气，摆在面前的难关能不能过得去，就剩最后的3个半小时了。

下午5点半，我们坐上了前往成田空港的特别快车，等车的时候就接到了杨老师发来的短信，说是她们已经坐上出租车从新宿赶往机场了。要知道在日本叫出租车很贵，尤其是这么长的距离，没有两三万日币根本就坐不了，不知道为什么杨老师会挑出租车，多半还是担心半路出点偏差吧。

一个小时后，我跟丈夫走进了候机楼大厅，4天前我们刚刚到达这里的，今天又要从这里飞上海。可能这个时候航班不多，国际出发的候机大厅里人不多，在比较偏僻安静的角落里，我们看到了杨老师和加奈，加奈的头搁在杨老师的腿上，整个身体蜷缩在凳子上，好像已经睡着了。我跟丈夫抓紧时间换好登机牌，并且顺利地按原先的计划将我们的位置与加奈她们的错开。

从Check in的地方回来，加奈已经醒了，看上去她还算平静，我们稍稍放了心，这时，杨老师提出要去洗手间一下，的确从下午跟加奈“谈判之后”，我们三个人水也没有喝过，饭也没有吃，上厕所就更顾不上了。

 

    接近午夜，精神病专科医院的一道道铁门在我们的身后被挂上了沉重的大锁，就这样，我们把加奈一个人留在了那幢安静异常的大楼里。

    到日本的第一个星期，象是一场噩梦，“伏击守候”、“大闹成田空港”这种种时隔半年，现在的我回想起来还是有同样的感受，而对于加奈来说，最初决定来日本就是噩梦的开始，陷进入去了再想走出来就变得异常艰难了。

 

（一）

发病前的加奈在我的脑海里是很模糊的。说起来，也只是一年前匆匆忙忙的有这么一面之缘。在那次公公老友的聚会上，也许因为长辈们在场，我们这些不成熟的小辈都只是随声附和的角色，加奈也不例外，穿着白色滑雪衫的她不太显眼，只记得是个学生气很重的女生。席间，加奈的父亲说加奈有打算来日本留学，而当时我的丈夫已经在东京生活了六年多，说这话的意思也就是以后要我们多照顾。

2005年10月，23岁的加奈乘坐的航班降落在了成田空港。如果，能够预知等待着她的是什么，加奈会不会选择这条路呢？也许她还是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又或者说，其实她根本没有选择的机会，因为长这么大她从来没能为自己选择过，这也是我们后来才知道的。

 

    加奈初到日本的时候，我刚好辞去了上海的工作到东京看望丈夫，顺便为第二年过来生活作些准备，逗留了近两个月的时间。加奈住的地方距离我们家很远，坐电车得花上一个半小时，所以那个时候，，她与我们联系更多的是依靠电话。

    加奈打电话从来只能说上一两句，因为她总是往公用电话里投10円的日币，为了能说清楚一件事情，丈夫总得守着手机耐心地等上好些时候。电话里，加奈对刚来日本的生活似乎还算满意，除了物价和语言沟通以外，没有什么特别要担心的了，有过同样经历的丈夫安慰了加奈说时间长了会适应的。

    11月，我回上海之后，从丈夫和加奈的父母那里只是偶尔地会听说一些消息：刚刚走出校门的加奈看来应付语言学校的学习是游刃有余，几次考试成绩都不错；不过，不太善于跟人打交道的她一直没有找到打工的地方，丈夫和一位哥们儿请加奈吃过一次饭，还特意给她介绍工作，可惜由于种种原因都没有成，好在后来加奈辗转找到了一份便利店的工作，这样我们也算放心了。

2006年1月，我和丈夫在上海走过场办了喜筵，几天后准备一起飞赴东京开始新的生活，而这时，加奈的父母前来拜访。

    反复强调了加奈在学校的出色表现之后，她的父母道出了来意：原来，加奈与同住的女孩相处得很不愉快，希望我们能够帮她另找一处住所。在加奈的父母看来，与加奈同住的小姑娘无论是学历还是家境都不够好，闹出矛盾自然是对方的缘故。事情究竟如何，我们不得而知，所以也不便多说，不过受人之托总要尽些人事的，我们承诺到日本的第一个星期六就陪加奈找房子。

    最后，加奈的母亲又给了几包乌梅让我转交，说乌梅有安神、缓减紧张感的效用。几包零嘴就能安神？好端端的怎么想到要吃这个安神呢？当时的我确实觉得有点奇怪，不过出发前的准备工作繁琐无比，这个问题就被抛到了脑后。

    2006年1月15日，我们飞抵成田空港，丈夫打开手机的第一刻，一个电话拨了进来……

 

（二）

“もしもし……噢，是你呀，我们刚刚到机场……”

来电话的竟然是加奈。

“今天？今天肯定不行，这么晚了，我们从机场回到家也得要2个小时呢，这么急吗？”

加奈来电话是希望我们今天晚上就给她把钱送过去，她父母一定跟她说了我们搭乘的航班号，她算准了我们抵达的时间，在第一时间拨通了我丈夫的电话。听她的口气显得很着急，说是现在身上一分钱也不剩了，让我们尽快把带来给她租房子用的钱送过去。

“怎么花到一分钱也不剩了呢，实在不行你跟你同屋的女孩子借点吧，这个周末我们给你送过来，你父母也说了要给你另外租房子，正好一起去办了，怎么样？”

说了好一阵子，丈夫最终还是拗不过加奈，让步说明天一下班就给她送钱去，让她就坚持今天一个晚上。

“怎么回一分钱也没有了呢，大人了呀，心里不会这么没有数的呀。”电话一挂断，我忍不住问丈夫。

“不知道呀，说是前一天买衣服全部花完了。”

“她们家不是说很有钱，出来的时候不是带了很多钱了吗，都花完了？”

“不管有钱没有钱，总也不能买衣服买得连明天的饭也不要吃了吧。”

据我们所知，当初来东京的时候加奈随身带的钱，即使不打工也足够她半年的日常开销，再说前一阵子她也找到了打工的地方，怎么会身无分文。加上原先打投币电话永远只投10円硬币的印象，我怎么也想不通，更想不通的是她的解释：买衣服全部花完了！

这个意外的来电，让我们一回到日本的家，就开始联系加奈的父母，然而除了彼此交流了一番不可思议的心情以外，没有获得更多的解释。但我们也隐约感觉加奈的父母隐瞒了什么，如果真的一无所知，怎么会让我们送这么一大笔钱过来呢。丈夫考虑再三，决定第二天给钱时，要“多事”一番，教育教育加奈。

第二天，我留在家里收拾，丈夫下班后如约赶到上野的一家咖啡店里与加奈碰头。晚上8点不到，丈夫就回到了家。开门进来时，我看到了与他相识以来最难看的面色，显然，这次的会面很不愉快。

吃晚饭时，丈夫了无兴趣地挑了几口菜、扒了点饭，一边吃一边详详细细地把傍晚见面的经过说了一遍。

第一件让丈夫不能接受的事情是加奈这天化了妆，戴了一付看着就知道价格不菲的眼镜。我们家那口子在东京也“混”很长时间了，不是那种食古不化的人，他要是难以接受，加奈这妆化得一定够呛。加奈跟丈夫炫耀了自己的行头，说那天闹到一文不名的狼狈境地，全是为了她身上的这些东西，从头到脚，加奈的装束都是一天里血拼的战果。

炫耀完之后，加奈毫不迟疑直奔主题：要钱！

早就打算就此说道说道的丈夫开始了他的耐心教育，也许是碍在钱还没有到手的份上，加奈虽然不耐烦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示。说了大约半个小时，估计丈夫也快说得没词儿了，终于从包里掏出了钱和加奈母亲再三关照要转交的乌梅。加奈从丈夫手中接过乌梅，当即拆开放了一颗在自己嘴里，随后接过了60万日币，一边嚼着乌梅一边说了一句“早就可以拿出来了，听你说了半个多小时的废话，真是的！”

要换个性子急点，脾气爆点的估计看着加奈当时的那种神情一定会冲上去教训一顿的那种冲动，但丈夫还是忍住了，再怎么说也是人家的闺女，跟我们一点亲戚关系也没有，也是自个家的妹妹什么的，教育教育还行，教训就算了。在了解加奈不打算换住处、并且已经不在意是不是要上一所好的大学之后，丈夫悻悻地离开了咖啡馆。回家路上，想起刚才的种种，丈夫憋了一肚子的气，于是让为他看门的我看到了一张臭脸。

出人意料的来电和见面情况，让我们觉得事态比预想得严重，丈夫猜测是不是加奈已经堕落了，这里有太多的诱惑，年轻的女孩子容易迷失，这样的例子也并不少见。这一天晚上，我们跟加奈的父母通了电话，斟酌之后丈夫还是将事情的整个经过，以及加奈这天的表现告知了对方，尽管知道这样的转述会让远在1900多公里以外加奈的父母非常担心，但是没有别的选择，因为我们似乎已经预感到可怕的事情即将发生。

在日本，加奈无亲无故，要托别人照顾不可能，她的父母只能恳求我们“多关心一下”，其实既是她父母不说这话，以丈夫那种“好管闲事”的性格也一定会去调查调查、研究研究的。不过语言学校的名字、地址和负责老师的电话我们手头都没有，问了加奈父母，他们却一直闪烁其词，说是一时间拿不出来，要查过之后第二天才能告诉我们，于是，我们度过了这个星期第一个难以入眠的夜晚。

一直等到第二天晚上，我们才拿到加奈学校的联系方式，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坏消息：在刚刚拿到了60万日币的第二天，加奈给她父亲去了电话，说是在外面另借了住处，花费了40万日币，急需父亲再汇50万过去！

 

（三）

加奈的父亲在上海做些生意，据说不算大也不算小，也许正是这种处境使得他很希望女儿能够出人头地，这样，在自己的朋友圈子里就能挣更多的颜面。可尽管能够提供女儿留学日本足够的经费，可加奈这样一天十几二十万地花钱如流水，加奈的父亲也负担不起。

“阿拉加奈从小很听话的，从来不乱花钱的……”

加奈的父亲跟我们再三强调女儿的秉性不坏，“不知道是不是我多心哦，我总觉得现在是有人在控制她，她刚才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觉得好像不是一个人，好像旁边有人支使她，教她这么说的……”

加奈父亲的揣测让我们吓了一跳，原本只是设想加奈禁不住诱惑多买了点东西，现在已经联想到了有人背后教唆支使进行诈骗，已然上升到了“跨国界犯罪”的地步了！按照丈夫的经验，在日本租借房子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一个中国留学生通常需要有日籍的保证人，加奈到日本前前后后不过3个多月，要找保证人显然不容易。尽管有些房产代理公司可以提供保证人，但以加奈的日语和交际能力，恐怕也不容易办成。如果没有租借房子，那么钱花到哪里去了？为什么她一反常态地频频向父母伸手？想了一宿，我们也没有得出更合理的解释。

不会是脑子出了问题了吧？我脑子里突然闪现这样一个念头，比起加奈父亲的“国际犯罪”来，这个想法更让我觉得可怕，当时的我没敢说出来，而后来我才知道在那个时候丈夫也有过同样的担心，只是大家都不愿意往下想罢了，因为事实当真如此的话太残酷了，而且好端端的怎么回精神失常呢。

最后，跟加奈父母商量之后我们做出了一个决定：到学校找加奈，尽量想办法劝加奈回一趟上海，可以的话就这个周末，让她自己回上海跟父母好好沟通一下最近反常的情况。然而当我们要找加奈时，她突然失踪了……

 

事情发生的第三天，丈夫与加奈就读的语言学校取得了联系，负责中国留学生事务的杨老师给了丈夫两个坏消息，从1月11日新学期开学以来，加奈只去过学校两天，而星期三这天下午她也没有来。

这两天里加奈一直不接听丈夫的电话，而听同屋的小姑娘说，前一天晚上加奈在外面过的夜，早上七八点才回到家，洗漱之后就休息了，说是太累不去学校了。照这么说，这个时候加奈应该是在家睡觉，丈夫当即向公司请了假，约了语言学校的杨老师一起去找加奈谈谈。

那天的我，因为手头还有些其他的事情没有一起去，只是留在家里等候消息，也及时跟上海的公公婆婆、还有加奈的父母沟通消息。当时，我们还抱着一丝希望，打算耐心说服加奈，如果她能够保证今后一段时间正常出勤，那么3月份放假的时候再回上海休养一段时间也行，当然如果加奈没有继续读书的念头，丈夫就想尽快将她送回国。但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对方毕竟是一个成年人，要坚持不同意的话事情就会变得很棘手。留守在家里的我，说实话，凭着一年前淡淡的印象，总觉得丈夫是能够把加奈劝回头的，不过也做好了最坏的准备，就是当晚丈夫会把她“押解”到我们家，第二天再由我送她回上海，为了招待这个可能出现的坏心情的客人，下午3点左右，我开始在厨房忙乎起来……

大约到了下午4点多，丈夫来了电话，通报了一个谁也没有预料到的情况：加奈的家里灯亮着，但无论怎么敲门也无人应答……

先前根本没有想到过会吃闭门羹，所以也没想过要借钥匙，而上午上完课同屋的女孩就直接去打工了，手机一直处于无人应答状态。守候在门外的两个人只能不断地给加奈打电话、发短信，但几次尝试都毫无反应，两个人感觉有些慌了：究竟加奈在不在屋里？是出门时忘记了关灯，还是躲在屋里不愿意开门？

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些，丈夫决定求助于妈妈。自以为成熟的这一代人也许平日里对父母的意见常常以为不合时宜继而置若罔闻，然而到了这种关键时刻，第一个想起的不会是什么朋友，多数还是把“我们走过的桥比你们走过的路还多，我们吃过的盐比你们吃的饭还多”这些话挂在嘴上的父母们。发达的通讯技术让这个坏消息在第一时间传到了上海的家中，见多识广的老人们一琢磨，立即提出了一个之前我们这些没经验的小年轻谁也没有想到过的可能性：加奈会不会在家中想不开了！

听到这种推测，丈夫就联想起加奈说过的一句话，那是两天前碰面时说起将来打算，加奈脱口而出的“想那么多干什么，说不定明天我就死在马路边上了”，加上妈妈单位同事的先例摆在那里，丈夫更加慌了，于是，他决定做些什么，而不是像刚才那样仅仅是“守株待兔”。

“笃笃笃……”，丈夫首先敲开了加奈邻居家的门，开门的中年妇女在弄明白了丈夫和杨老师的意图之后，煞有介事地努力回忆了一番：

“她应该在屋里的，我没有听到她出去锁门的声音……”

大江健三郎有一篇文章名字叫《暧昧的日本》，其实日语就是暧昧的，丈夫说，如果要确切的翻译那位太太的的话，就的在前面加上“我猜想”、“我认为”、“我觉得”，然后还要加上“可能”、“大概”之类的副词，于是说了等于白说。

不过，那位极具听力的家庭主妇还有补充：“刚才我听到她在里面哭的，还把晾在外面的衣服收了进来，还听到了男人的声音……”

听到这里，丈夫的脑子都乱了，除了佩服这位热心邻居超强的“观察力”以外，对于如何整合这些信息显然大家都没有方向。

越想越担心的丈夫也算是急中生智了，想起用挂在外面的晾衣架挑开安置在门上的信箱，希望透过这一条小小的缝隙看看里面玄关处有没有加奈的拖鞋，要在就说明出门了。很遗憾的是，拨弄了半天，什么也看不见。我们不得不承认，设计这房子的人在保护隐私方面确实下了很大的功夫，尤其是在细微之处，对付丈夫这样毫无经验的“偷窥者”真是十分有效的。半个小时之后，丈夫放弃了努力。

大约5点半的样子，留守女士——我在家中接到了丈夫的电话，全然没有了招数的丈夫居然想起了曾经干过7年多警察的妻子：

“撬锁你会吗？”

 “啊？什么样的锁呀？”从来没有想过还会有人问我这样的问题，努力回忆曾经跟刑事侦查部门经历过的所有重特大案件，印象中同事们这种时候都是踹门进现场的，谁会跟犯罪分子的门客气呀，撬门这“技术活”见得还真不多！不过，人命关天，我绞尽脑汁，使劲回忆，也是，俗话说，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警校的前辈们经常炫耀偷考卷的本事，也好几次说起过撬门、撬锁的，还演示过，虽然我自己没有尝试过，不过这个原理还是明白的。

“她们家的门跟我们家是一样的。”丈夫的声音已经很着急了。

我拿着电话冲到家门口观察自家的大门，第一眼就看见，在大门对应锁的位置上特别铸有一块防撬的烙铁，这样一来，插卡等普通的撬门方法是没有指望的，除非有特殊的工具。

“要跟我们家的门一样，就你肯定不行。不能找警察吗？”

“不行的，屋主不在的话，警察是绝对不同意开门的，这算擅闯民宅的。”

也是，人一着急思路就混乱了，其实，不要说日本，就搁在上海，要是拿不出确切的证据证明屋里有人有危险或者其它什么，警察也不会轻易同意开门的，不然对屋主的隐私和安全就可能构成危险。

“要不然，我打算砸碎玻璃窗了，大不了赔人家房东一块，你说万一她在里面怎么了，我还在外面等着，这个……”，丈夫在闯与不闯之间犹豫着。

私闯民宅的后果究竟会有多严重，我们谁也不清楚，该不该冒这个险，谁也不敢贸然决定。早知道，丈夫在大学就该修一门法律，而不是专修什么经济，弄到现在他只能运用经济学原理对风险进行评估，可是没有法律基本常识，风险究竟有多少，谁又算得清楚，现实证明经济学这个“万金油”关键时候就不起作用！

而这个时候，在上海的公公婆婆已经下班回到家中，登录了MSN。在大学专业学习传播的我还是很胜任消息传递者的角色的，我将丈夫这边的情况言简意赅地说明了一下，随后又将从公婆那里获得的加奈父母的情况和大人们的建议转达给丈夫。加奈父母这边也联系不上加奈，打她的手机永远只能听到单调的提示留言的口信。

信息的缺失有时候比既在的事实更容易让人产生恐惧感，事实摆在面前的时候，无论最初是怎样的残忍和痛苦，最终大多数人总还是会拿出勇气去面对，然而当一切都不确定的时候，在事实浮出水面之前的等待中，无限的想象力和过往生活的可怕经验会逐一折磨人们的心灵。

这一天，我们还要等多久？我们还能够等待多久？……

 

 

    烦恼人人都有，常常会有，不过最近特别多。一些事情虽然看起来没有什么特别，但总让人心里不是很舒坦，所谓的烦恼也许只能算是烦，恼还不至于。

    时间越来越零碎。原本每天早上起床做早饭，然后把喂饱的猪猪赶出去挣钱之后，我收拾一下屋子就会去学校上课，不上学之后就改泡图书馆，下午2点左右回家买菜做晚饭，4点多出门打工，晚上回到家喝点汤，看两页书就休息了。不过现在打工的时间改到了下午3点到晚上10点，于是我就得提早准备晚餐，几乎跟我的午餐时间是一样的，加上新家距离图书馆很遥远，骑自行车来回要1个小时，泡图书馆就变得不现实了，在家看书的效率实在一般，咳！

    猪猪又要出差了。自打我到了日本之后，我们家的猪出差就变得很频繁，一个月至少一次，去深圳一次至少一个星期，为了挣钱当然是没有办法，不过这个月我刚刚交了大学院研究生的申请书，还有许多许多其他要担心的事，他一出差就只剩我一个人对付了。而且，他这次还要溜回家呆两天，因为他爸身体不好。这原也是能理解的，不过他爸自打做过手术之后，一直萎靡不振，天天抱怨说胃口不好，精神不好，搞得我们整天提心吊胆的，去医院检查半天，几家医院的医生都说没有问题，手术很成功的，多多少少是心理因素造成现在的状况。猪的妈妈几乎每天晚上准点上网，从8点半吃好晚饭开始可以跟猪一直说到11点，除了爸爸的病情，妈妈的烦恼，还有家里老出状况的电脑，弄得我在一边，书也看不进，只好看些无聊的电视。internet带来的便利也伴随着干扰，虽然隔着千里，我们好像还是跟爸妈一起生活一样，家里永远是4个人的声音。

    入学的门槛很高。我很喜欢学校，如果没有各种各样的考试的话，会更喜欢。选择进学的原因每个人都不太一样，为了将来找一份好工作，为了现在暂时找不到好工作，不过我很简单，就是因为喜欢呆在学校里。在社会上混了7年，越来越觉得自己适合呆在学校里看看书，教教书，空闲的时候写写有可能成为书的东西。可是学校不会因为你的动机简单就给你免了考试，于是不得不面临考试的压力。年纪越大在这方面越是患得患失，甚至于连生孩子这种事情也会跟考试挂上，万一不合格明年再来一次的话，就意味着我得晚一年毕业，晚一年生孩子……

    比起一般的留学生为挣学费而烦恼，我的这些“家庭主妇”式的牢骚实在不足一提，可是心情是自己的，不好就是不好，我明白，希望猪能体会。不过一般倾向于理性思维的男性同胞基本上会对此表示不能理解，“这有什么好烦得啦……，女人就是麻烦呀……”

   不写了，得换换衣服要出门，今天还要上一堂咖啡的培训课。星巴克让我面试了3次，还要上3次的培训课才能开始打工，真麻烦呀……

 

    今天不说别的闲话了，有人问起鬼怒川的旅行，所以就说说这个。

    总体来说还不错，我们是一日游，所以时间比较抓紧，集中在鬼怒川，附近的日光、龙王峡都没有去，不过在鬼怒川一个地方好好玩的话，也挺尽兴的。我们早上7点多出门，电车大约2个小时后到达鬼怒川温泉站。第一个景点是鬼怒川ライン下り（http://www.kinugawa-kawaji.com/mailmag/news/2007/03/_4.html），如果是周末去的话最好还是预约一下，我们到售票处的时候中午12点30分以前的船票都已经没有了，不过运气还算比较好，正好有两个预约的客人没有来，我们算是插了个队。大约40分钟的船程，比起以前去福建旅游坐的竹排惊险度小得多，不过两岸的风景还是不错的。上岸之后有免费的巴士带回鬼怒川温泉站，不过要等15分钟左右，这个期间，我吃了烤年糕，我们家猪吃了塩あゆ，景点的小吃到底是贵的，不过很好吃，嘻嘻。

   随后我们去了猴山，这是去鬼怒川ライン下り的时候人家推荐的套票，本来坐缆车上一次山要560円，一起买得票就只要200多，不过说实话不是很值得，就只有关在山上的30只臭猴子，还有高处远眺的风景，但是都很一般，所以我们也没有怎么拍照。

  之后我们没有坐车，而是沿着鬼怒川往鬼怒川公园站走，这是计划外的，不过倒是很有收获——鬼怒川上唯一的一座吊桥，我们走了一回，风景很美，有照片为证！随后我们就在这附近找了一个地方泡温泉，这属于当天比较明智的选择，建议你们也去看看那边的风景。当然要想便宜一点的话，鬼怒川公园里有市营的温泉，很便宜，据说也很好，不过我们去的那天人满为患，所以就另外选的地方。

  最后就是要吃一顿好的，我们在鬼怒川公园站附近找了一家叫いずみ的小店，选择的是当地的山菜，还有ゆば的定食，味道不错，我尤其喜欢他们做的そば，好吃，好吃……

  吃饱了，吃撑了，我们就散步回鬼怒川温泉站，挺长的一段路，不过这才是真正的欣赏了鬼怒川的风景……

 

   昨天去鬼怒川温泉玩了一天，这个月又是搬家，加上我暂时休假不打工，家里财政赤字大大的，所以我们把两天的旅游改成了一天的。黄金周更多被用在了收拾家里和观看下载的电影上了，平时也没有太多的时间，这回把攒在D盘里的片子好好看了一把。

  总体来说，我们家猪还是对那种科幻，悬念的片子很着迷。人类有天生的对秘密的好奇心，如果一个秘密放在你的面前，而你只要按几个键花一点时间就能知道结果，几乎没有人能够拒绝这种诱惑，而那些编剧们就这样给你一点线索，在给你一点疑问，一步一步把你引诱下去。

   以前做节目的时候，我们曾经也有一个讲故事的潜规则，在每个收视率调查点的前后给观众们一点解释同时给他们一点继续看下去的“理由”。这是通过对受众的注意力调查以及收视率调查获得的研究结论。而我们做什么节目都类同于生产线上生产一般，恪守着这些时间结点。如今看看我们下载的片子，其实也是如此，当然人家讲的故事比我们原先的要精彩得多，不过想想自己也这样深陷“圈套”，实在很不是滋味……

   黄金周对于我来说，好像只有2005年的那个5月才能算是，去大阪玩了一天，又去少佐家做客，把我自己的鼻子晒褪了皮，疼了好长时间。以前还有工作的时候，黄金周除了加班就是睡觉，2006年的时候在忙着对付硕士论文答辩，至于今天，因为2月份家里有人生病，4月份我们忙着搬家，于是黄金周成了彻底的休息的日子，猪基本上打算把每一天都睡过去，至少他现在还在梦游中。

   我的痛苦之处在于无论多晚睡，早上七八点准醒，然后就精神抖擞满屋子乱转，有些时候更加离谱，早上6点多就醒，是不是年纪大了呀？不过这对于我们家猪来说是很幸福的，每天都有早饭吃，而且绝不是糊弄的早饭，然后我就有了“贤妻”的头衔。唯一不好的就是休假日，我们家的猪会取消早餐，于是我就变得很无聊，除了看书好像没有别的选择，因为动静太大会影响我的贤妻头衔，但是家里的中文书太少，日文的除了教科书就是专业书，书贵买不起呀……

   这两天下载了CSI，很久以前就看过它的第一和第二季，我曾经无数次剽窃其中的音乐用在我的节目里，这已经被很多朋友指责过了，不过我严格按照我们节目顾问律师的指示，一段音乐不超多30秒，或者经过自己剪辑进行加长，据说这样就不侵犯人家的著作权。想想可笑，明明是偷了，只不过不到数量不能“立案”而已，自己做得也是法律节目，弄了半天就是学会了如何规避法律。不过比起国内的电视剧，我曾经看过一个国内讲警察的连续剧，里面居然用了《珍珠港》的音乐，男女主人公互相对望时响起这般激昂的音乐，这个音乐编辑还不如我来得有点品位呢，差劲，差劲。现在再看CSI，好像是在回味过去的生活，虽然没有这般精彩，也没有这么高的技术，不过天天跟案子打交道，听案情、分析案情、包括抓人确实有这种味道，就像里面说的“你会习惯这一切的”。有时候想想，将来我可以跟我的孩子说，以前你妈妈也很厉害的哦，有图像资料为证，嗬嗬……

    瞎想，瞎想……

    少佐让我写日记，那是多久以前的事情了呀，一直不愿意下笔写是因为没有信心，没有信心会坚持下去，也没有信心能够写下以后回首看起来不会觉得太傻的文字。以前也有写日记的习惯，不过发生了类似电视剧里的事情之后，基本上不再写什么了，顶多记一些美好的回忆之类的，但是如果是美好的回忆，不用文字记录也会留在脑海中，更何况有些感受只能是留在心里的，留在纸上的只会是拙劣的描述而已，于是把这种多此一举的事情也省略了。不过，这阵子突然又有想写点什么的冲动，可能是在家休息的时间长了，闲极无聊了，不算日记，只能算是胡言乱语，写点吧，看看能坚持多久……

   这两天为了申请学校的事情心情一直上上下下，情绪也不是很好，担心多于信心。在申请书上填写自己的个人情况，看着三字打头的年龄和大学毕业8年来的简历，很清晰的未来似乎变得模糊了，人生兜兜转转我究竟要什么样的生活呢？我曾经设想未来的生活要这样：每天能够在图书馆，教室里泡上半天一天，然后跟同学或者老师交流交流一些“思想的火花”，傍晚在家做饭等待我们家的猪猪回家，晚上聊聊天，看看电视，周末出去散散步，长假出去遛达溜达。这种生活被我们家的猪评价为“小资”。但我未来可能面临的生活又是这样的：要应付学校的学习和考试，要喂饱我们家的猪猪，还需要升格当妈妈围着孩子抓狂，周末的时候要在家打扫“战场”，长假的时候要应付两边的家长。这种疲于奔命的生活我不敢想。

  至于我现在的生活，为了入学考试忙着准备，为了改善生活要打打工，每天要喂饱猪猪并且做个饭盒，好像这就是生活的全部了，负担不重，不过心情也不是很好。早上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渐渐失去光泽。岁月带走青春回报你成熟，我曾经这样安慰自己，但是女人还是不能免俗，我总不免有些伤心，更何况，我还没有感受到它回报的成熟，不然面对未来生活的我不会如此焦灼不安。

  午后坐在电脑前的胡思乱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