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停在幸福不远处（4）
（八）
从医院出发前，丈夫按照医生的嘱咐给加奈再吃了1毫升的镇静剂，还有控制副作用的药片，我们希望加奈情绪平静，但也有不能总是抽搐，这会让人觉得她病得很严重。在药力还没有发作的时候，我们就乘上了从新宿开往机场的出租车。一路上，加奈没有闹，昏昏沉沉地睡睡醒醒。
下午2点，我们再次到达成田空港……
下了出租车之后，加奈就一点睡意也没有了，在候机楼的凳子上坐了没几分钟就站起身来要到处走走，我们只好顺着她的意思。在办理登机牌的通道中间，有一些小型的售货亭，卖的都是耳环、项链之类的饰品，价钱不贵，东西一般，但对于这阵子来一直沉溺于疯狂购物的加奈，任何首饰只要看上去还不错就能够引发她的购物欲望，她准备在这一排售货亭里“淘宝”，不过这一切被丈夫打断了，原来航空公司的人需要确认一下病人的情况。
“他们校长可能没有跟航空公司的人说清楚，也有可能故意说得比较含糊，人家不是很清楚加奈现在的状态，说要见见病人本人。”
丈夫带来的这个消息是我们事先没有准备的，也就是说出关之前，又多了一道坎。这道坎绕是绕不过去的，我们只好硬着头皮上。有了昨天大闹空港的“不良记录”，我们担心很多航空公司的人可能都认得加奈，要有人问起来，我们还真不好回答。
带着加奈来到Check-in通道前，航空公司的小姐并没有问什么，只是关照我们等着，一会儿公司负责安全的部门会有人来的，不知道是因为中午的药力有些过了，还是因为打断了加奈购物的活动，加奈又显现出了一些不耐烦，杨老师只好扯些话题分散加奈的注意力。好在5分钟后，两名身穿航空公司制服的中国男子来到了我们面前：
“听说病人的心脏不太好，哪一位？”
晕倒，哪里听说的是心脏不好，这样的问话我们一个人也没接上来，谁也不敢直接回答说：不是心脏不好，是精神不太正常，毕竟加奈在场。
“是我，我的心脏不太好！”加奈出人意料的回答更让我们三个人瞠目结舌，这样的回答跟医生的诊断书相差十万八千里，更解释不清楚了。
果然，站在一边没有提问的另一个男子仔细翻阅了医生的诊断书，并很快发现了这其中的问题：
“这上面不是说精神不太好吗？到底是心脏不好，还是精神不好呀？”
相信所有的人都希望自己这时候能够急中生智，圆了这个说法，只可惜我当时的脑子已经是一片空白，估计丈夫和杨老师的脑袋在经历了这么几天的折磨之后也罢工了。
“对呀，因为精神不太好，所以心脏有点弱呀！”加奈的脑子倒是转得很快的，虽然从逻辑上来说这两件事情没有什么必然联系，不过让我们所有人更晕倒的是，这样混乱的解释居然得到了对方的首肯：
“噢，你是成年人，你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的，你是对你自己有信心还是对你的身体有信心？”听听这问的！航空公司的人像是受到了加奈的感染，也胡言乱语起来。
“都有信心的。”
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全然放弃了努力，一切都任凭加奈作答了，至少目前来看他们这样混乱的对话还不会出什么问题。
“那么你想好了，今天就飞回上海？”
“这个……，我刚才给我爸爸打过电话了，爸爸说我奶奶身体还可以，我想要不我再考虑一下……”我们放任加奈的恶果终于出现了，她居然又开始犹豫了！
“你还要考虑考虑？我们马上就要关闸了！”
航空公司的男人像是抓住了什么把柄准备追问加奈，这可把我们吓坏了，丈夫立即把那个问话的男子拉到一边：
“算我求求你们了，别再问了，她就是精神不太好，医生的鉴定书也说明了，她比较过敏，你们这样一直追问她，她吃不消的。”
另一方面，杨老师也马上采取了行动：
“对，我们再考虑一下，我们去那边看过耳环以后再决定，好不好？”说着就拖着加奈离开了那两个黑衣“判官”。加奈离开之后，丈夫在航空公司工作人员的要求下，写下了保证书，用保证书换来了我们4个人的机票。
这个时候的加奈在售货亭这边流连忘返，根本不记得还要考虑什么，经过大约半个小时的挑选，她的耳朵上多了一付粉红色的心形耳环，手腕上多了一个银色的手镯式腕表，脖子上多了一根玉色的项链，总而言之是重新武装了一番。
折腾了一圈，时间也不早了，我们打算带加奈过安检和边检，不过由于刚才受到航空公司人的一些刺激，加奈的情绪有些波动，开始要进入亢奋状态，安检和边检是需要逐一过关的，一点纰漏也不能出，考虑再三，丈夫决定进关之前再给加奈喂一次药，药量可以小一点，但一定要吃。于是，趁着杨老师陪加奈购物的空当，我跟丈夫偷偷把药混在水里，随后端给了加奈。加奈对于吃药不是很抗拒，也许在潜意识里她也知道自己是病了，所以打前一晚看过医生之后，我们说给她吃药，她总是很乖很配合的。
加奈吃过药之后，我们又休息了5分钟，看看她的情绪还算平稳，我们4个人开始过关。
安全检查时，因为我们4个都没带什么带多的东西，检查也很顺利，无风无险我们就到了最后一关：边检。
跟国内出境的时候一样，每个乘客必须向警察提交自己的护照，一般情况下，警察是不会问什么的，不过加奈的情况比较特殊，因为她持的是就学签证，如果没有学校的有关手续，她回上海就意味着放弃签证，这种情形警察一定会确认一下的，问到加奈头上，加奈不知道会怎么回答。
我们4个人在通道口排着队，杨老师还是陪着加奈，我跟丈夫跟在后面，过关的人不少，这条通道上的警察效率看上去也不是很高。就在这个时候队伍的后面传来了婴儿“哇哇”的哭声，一对欧美人夫妇推着一辆婴儿车排到了这条通道的最后。一瞬间，孩子的哭闹声充斥了原本非常安静的整个边检口，而且还哭起来没完没了了，而那对父母似乎根本不在意，也没有想要制止孩子的“喧哗”的意思。这一阵比一阵高的“哇哇”声，让陷入高度紧张状态的我们不堪忍受，丈夫频频回头，可不管怎么示意，人家就是没有这个意思要安抚孩子的“坏心情”。丈夫的脸色很差，我知道他在担心加奈，安静的环境有利于保持加奈的情绪，这样烦躁的声音我们都有些吃不消，更何况加奈这样一个病人。求人不如求己，孩子父母不帮忙，丈夫只好自己出手，不对，应该说是出脸！他对着那婴儿车里的小宝宝做出了各种各样的鬼脸。丈夫曾经自夸说他老少皆宜，尤其受到小孩子的欢迎，我为了这话还批评过丈夫，脸皮厚也得有限度，评价自己“老少皆宜”也太过了点。不过关键时刻，我不得不承认，丈夫自夸的至少有一半是事实，他很受孩子的欢迎，我甚至怀疑那个手推车里的吵闹不休的小孩子的性别是不是F。管不了那么多了，反正人家给丈夫面子，不哭不闹就好了。
边检口恢复了安静，杨老师和加奈也轮到过关了。看不出来，外表看来很文弱的杨老师格外镇定，她半推半扶把加奈一起带到了警察面前，递上了两个人的护照：
“她是我的学生，她病了，所以我陪她一起回国”，简单说明加奈需要有人陪同过关之后，杨老师又递上了事先在学校准备好的情况说明文件。
“没有办理再入国手续的话，她回国之后就等于是放弃了就学签证！”警察如先前预料的一样询问加奈确认情况。听到这话，我跟丈夫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杨老师胆子真大，居然没有给加奈办再入国手续，不过有了这个手续，加奈是随时随地能够溜回日本的，家里人要是看不住她，到时候我们谁也找不到她了！”丈夫的推测多半是对的，我也能够理解杨老师的做法，但现在加奈会怎么回答？
所幸的是，这个时候的加奈不知道想些什么，一个人低着脑袋，拨弄着围巾上的流苏，对对方的提问置若罔闻，机不可失，杨老师马上代替加奈回答：
“明白的，我们放弃了！”
“笃”！“笃”！我们听到了期待已久的盖戳声！
下午3点半，我们顺利地来到了83号登机口。
距离开始登机还有5分钟，丈夫决定给加奈吃最后一次药，这样能够确保她在飞机上睡一会儿，如果在飞机上闹着下去可不是玩的。因为这一天加奈的用药已经接近极限，我们不是医生也不能随意地超过用量，只能在医生嘱咐的允许范围内，所以这次的药量不大，不过加上进关前的那点，我们估计再过个半小时，加奈就该有睡意了。
登机开始，人们排着长队，我们不着急一直坐在边上等候着，等人走得差不多了再拉加奈上飞机。可是没有想到，可能因为机舱里摆放行李的人多通道阻塞，我们距离机舱还有七八米就被迫停了下来。
等待的过程中，我察觉加奈的脸色开始有点变了。前面的队伍开始往里挪动，加奈突然站在那里不动了！
“快！”我一把抢下丈夫拿在手里的双肩背包，“你去扶着她！”
说是扶，其实是架，杨老师和丈夫把加奈整个架了起来。
“加奈，听话，我们不是说好了一起回家的？”杨老师轻声地说。
“对呀，我们今天拉过手指的，说话要算数的对不对？”丈夫也急着提醒加奈。
进机舱的那一刻，加奈没有反抗、没有吵闹，但是脸色非常难看，那一瞬间她的眼神，丈夫说他永远不会忘记。
航空公司特意安排我们4个人坐在中间，正好一排。走进机舱找到座位，加奈就开始倒头呼呼大睡，她把头搁在杨老师腿上，脚搁在丈夫身上，为了不吵醒她，丈夫和杨老师坐着一动也不敢动，甚至连保险带都没法系上，先后两位空中小姐上前提醒都被丈夫含含糊糊地挡了回去。
经过地面的滑行，飞机准点起飞，我们三个人都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机长在广播中向乘客宣布：
“本架航班从东京飞往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空中飞行里程1940公里，飞行时间预计2小时50分。”
“Shit!”
我和杨老师不约而同地说了句脏话，时差关系，东京飞往上海要比上海飞往东京多耗费一个小时，对于我们而言，多一分钟就是多一分的危险，这一下子就多出了1个小时的危险。从这两天的经验来看，中午到现在给加奈吃的药量大概还能够支撑两个多小时，这之后我们就只能听天由命了。
原本以为给加奈吃的药能撑上2个小时左右，没想到飞机在空中飞行了大约1个小时加奈就突然坐了起来，没有要跟坐在周围的人打招呼的意思，只是一个人神情严肃地坐在那里，不知道在想什么。我们担心她想着想着又会说出不回上海之类的话，可这个时候我们又都不敢“打搅”她，现在的她俨然成了我们的“上帝”。僵持了几分钟，杨老师想起来飞机上这会儿正在播放的音乐，找了一个比较舒缓的频率，调低了音量，然后把耳机递了过去：
“听一会儿音乐吧。”
不过，加奈不领情，一言不发摇了摇脑袋拒绝了杨老师的好意。在大家苦思冥想其他的招数时，机舱里开始分发晚餐了，我们发现加奈好像很期待，看来她可能是饿醒了。
心情紧张，原本就不怎么好吃的航空食品变得更难以下咽，随便得吃了几口，我就算完成了任务。坐在我旁边的杨老师吃得也不多，倒是加奈吃得很香，一个人认认真真把米饭、配菜、水果，还有小点心一个不剩全部吞进了肚子。吃饭，加上前后的准备和收拾，总共消耗了16分钟，特殊的处境让我们对时间变得从未有过的斤斤计较。
睡醒了，吃饱了，接下来加奈会干什么？
杨老师再一次把耳机递了上去，这次的尝试加奈欣然接受，也许她刚才也不是不喜欢，只是对晚餐更有兴趣罢了。于是她开始一边听着音乐，一边还看着经济舱最前端的大屏幕。隔着加奈大约3排，前面正好坐着一个高个子男人，他的脑袋挡住了加奈一半视线，加奈似乎很不满意，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宽慰加奈，加奈就拦下了一位从我们身边经过的空中小姐：
“让前面的那个人脑袋低下去一点！”
不知道会不会有其他的乘客提出这样的要求，眼前这位日籍的空中小姐脸上一直保持着微笑，听完加奈的“指令”以后，回答了一句：
“明白了。”
这话很含糊，就是说你的意思我明白了，但是办不办，办不办得成不知道。话是含糊，不过这位小姐不含糊，真得就走到了那个高个男人的旁边转达了加奈的要求，我们听不到那个男人的回答，不过都写在了后脑勺上，那个后脑勺一点高度也没有降低，显然人家不接受。
我们担心那个后脑勺的时候，加奈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到了飞机杂志，上面的免税商品吸引了她的目光，我们送了一口气。当空中小姐折回身来说明情况：
“不好意思，如果不介意，我们可以为您换一个位置……”
“不用了，不用了……”坐在加奈另一边靠着走道的丈夫立即制止了小姐继续询问下去，拼命的摇头加上甩手终于把莫名其妙的小姐哄了回去。如果让加奈换个位置，谁知道加奈会怎么样，我们就彻底失控了。
过了十几分钟的样子，我们发现加奈陷入了迷糊中，好像又困了，我们不敢打搅她，悄悄地替她把小桌板折起来，轻手轻脚地让她的脑袋靠在椅背上保持一个舒服的状态，好让她多睡一会儿。
确认加奈睡熟之后，杨老师拉着我的手，长长地呼了一口气：
“我吓死了，刚才，她现在只要一醒，我的手脚就冰凉。”真的，杨老师的手冰凉，手心里都是冷汗。
丈夫在另一侧也有些支持不住了，一个星期来每天都是心事重重的，前一个晚上更是几乎没有合眼，他也歪倒在了椅子上。头发蓬乱，胡子长了出来，脸色很差，看上去也像个病人。
“你看我先生呀，也跟个疯子差不多了，头发乱得象什么呀！”
“呵呵”，杨老师看了也忍不住笑了，这么长时间了，我们两个第一次感觉能够放松地笑，但是这笑中多少还有点苦笑的味道，没有照过镜子，可能现在的我也不怎么样。
2006年1月20日北京时间6点40分，飞机准点降落在上海浦东机场。降落前一刻钟的样子，加奈就醒了，不过还算平静，听听音乐也不吵闹。
下客的时候，我们劝加奈等一会儿，让其他乘客先下，我们担心加奈会出现早上在医院里抽搐的症状，担心她走不了路，所以事先请空中小姐为我们准备了轮椅，这得等别的乘客都离开之后。另一个担心是加奈一下飞机就很亢奋，一个人走得太快，机场里人多，我们要是没有看住弄丢了就功亏一篑了。
舱里只剩我们四个人之后，我们准备下机，走到舱门口，乘务长已经等在了那里：
“病人的轮椅准备好了！”
抑制副作用的药很有效，加奈没有丝毫抽搐的症状，等候很久的她站起来身来就往外冲，根本不在意人家的话，我们回头刚要解释，她一个人已经走出去了好几米。
“你们拉住她呀，拉住她！”丈夫急了。
我们也都放弃了解释的企图，丢下了迷惘的乘务长一前一后追了出去，还好，杨老师又把加奈揽在了自己身边。往边检检查站走的路上，我给以前合作过的边检同事打了个电话，上午决定飞回上海的时候我已经联系过他，跟他解释过这个情况，说是万一病人发作，希望他能够提供一些便利的，接到我的电话，对方很热情：
“你放心，我已经安排好了，在1号窗口，有人会专门为你们办理的。”
“谢谢，谢谢，病人现在控制得还不错，不过开始有点兴奋了，我们也的确不想让她排队了，在机场里面发的话造成很大的麻烦的。”
寒暄之后，我们来到边检1号通道，为需要扶持的人员开设的通道是唯一没有人排队的，要不是杨老师拉着她，加奈走到这里根本就不停步：
“到上海了呀，有什么关系，等什么啦，走了呀！”
“我们马上就走的，等人家来给我们办一下手续……”杨老师和丈夫好言相劝，我马上走到窗口说明情况。
“知道，知道，下午局里面通知过我们了……”因为招呼在先，办理手续的警察很麻利，检查之后，很快给我们四个人盖上了戳。
走出边检之后，我再三表示了感谢：
“不好意思，给你们添麻烦了，谢谢哦！”
“没关系，没关系，年纪这么轻就弄成这样，很可怜的！”办理手续的警察看过加奈的护照，也表示了深深的惋惜。
没有行李的我们直奔出口，加奈的父母早已经等候在那里了。见到父母，加奈并不像我们所想的，没有拥抱，没有泪水，这是很奇怪的一个场景，像是陌生人初次见面那样，有点生疏，有点距离的感觉，彼此之间的问候听上去也淡然五味。
倒是一起赶来的我的公公婆婆，跟加奈见过之后，过来安慰了我们。
“好了，回来就好了！”
“事情办得还不错，好了，今天回家可以好好休息了。”的确，这两天我们感到痛苦和难以支撑的时候，也不敢跟加奈的父母说什么，都一股脑地倒给了公公婆婆，可能只有他们能够理解我们的心情。
“我们一起到外面去吃点饭吧！”加奈的父亲拍着丈夫的肩膀这么说，“先吃饭，吃好饭再说。”
“不行的，叔叔，我们吃饭是小事，加奈的病才重要，应该马上送医院的。”丈夫的反对并没有得到其他人的支持。加奈刚刚回到上海，加上有药物的控制，情绪和举止表现得看不出太大的异常，加奈的父母，和陪同来的加奈的叔叔也许觉得昨天我们在电话里说得太过夸张，所以坚持要到外面一起共进晚餐。
“他们还不打算送她去医院呢，准备今天晚上带回家，休息两天再去看看门诊。”趁旁边人不注意，婆婆轻声地告诉我。
“你们没有看到过她发作的时候，她今天吃了药了才这样，但是药力已经快没有了，撑不了多久的。”我听着也着急，不过我知道现在我们怎么说也没有用。
于是，由杨老师陪着加奈，跟着加奈妈妈他们大部队出发去饭店，我跟丈夫在机场定返回日本的机票，耽搁一会儿再跟加奈父亲还有公公一起赶到饭店会合。
去饭店的路上，丈夫还是不死心，一直劝说加奈父亲尽快送加奈去医院，最后加奈的父亲让了一小步：
“那么，吃好饭就送她去，我们简单地吃一点，饭总是要吃的。”
一方面，可能加奈的父亲觉得我们这么辛苦一趟，于情于理都要吃顿饭表示一下感谢，另一方面，我总觉得加奈父亲也不过是在拖延时间，吃好了饭，把我们打发走，说不定就把女儿带回家了，怎么说送女儿进精神病医院心理上、面子上都接受不了。
不过，现实并不因为人们的回避而减少它的残忍，车子还没有到饭店，加奈父亲的手机响了：
“喂，什么？哦，哦。”接完电话，加奈父亲开车的速度明显加快了，“饭店里面，他们说加奈这会儿情绪好像有点激动。”
从加奈父亲的突然加速，我猜测电话那端报告的情况一点不只是“有点激动”这么简单，果然，加奈父亲又拨通了他在卫生局的朋友：
“喂，小陆啊，我女儿今天已经送回来了，可能一会儿晚上要去看看，你帮忙打个招呼好吗，麻烦你哦！”
如果不是很严重，加奈父亲怎么可能下这么大的决心。5分钟后，我们在徐汇区一家饭店里看到了正在发作的加奈，她的神情就跟那天在家里“狂风”刮过的时候，也跟在机场大闹的时候一样，眼睛瞪着所有人，扯着嗓子冲别人嚷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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